1993年8月的一天，受单位同事委托，我提着20本《白鹿原》找陈忠实签名，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陈忠实放下手中的活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从此，我认识了这位著名作家，并且得到了他的关心和帮助，包括他介绍我加入省作协和后来加入中国作协、给我的散文集写序、参加邮电系统的一些活动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些都是“乡党”和文学的缘由，一直到1998年底邮电分营后的一天，我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天，我去陕西省作家协会办事，发现陈忠实办公室门开着就走了进去。

寒暄了几句，陈忠实问：“听说你们邮电系统分家，把你分到哪边了？”

我说：“邮政局。”

陈忠实看了我一眼：“听说邮政没有电信日子好过？”

“差距比较大。”

“老牌子企业么，网点城乡都有，那么大的摊摊子，能差到哪达去？”

“很早以前邮政比电信好，现在是电信比邮政好。”

陈忠实笑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是我跟邮政打交道多，还是觉着邮政好。”

我好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邮电分家这些消息的。

“报纸、电视上都有报道，再说，我还关心我们村跟前的那个邮电所咋弄了。”

这一说，话就长了，这是我和陈忠实老师说话比较多的一次。

陈忠实的老家在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距西安市中心约50 华里，往北再走两三公里就是闻名古今的骊山南麓，村子旁边自东往西流过一条灞河（这条河古时叫滋水，秦始皇时改叫灞河；陈忠实多次说滋水河比灞河好，一直希望灞河改叫滋水。）过去，这里一直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通了一条砂石公路，他们村子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十天半月也难看见一辆汽车。在那个年代，这里的人“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陈忠实在《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这篇散文里这样写道：“每当和媒体记者或纯粹的朋友叙旧，对我当年窝居乡下十年写作的生活形态多有兴趣，其中和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是一个常被问到的话题，我便如实相告，主要依赖一条邮路，无论写信说事或投寄刚刚写成的小说稿，全都是到一个邮政代办点去办理。 这是一个仅有一人撑持业务的、‘邮局’，在我却铸成永久的记忆”。

陈忠实所说的“邮局”，是东里邮电所，在空军工程学院里，距陈忠实老家西蒋村有八里路，主要是为这个军事院校服务的，因为建了这个邮政网点，当地老百姓订阅报纸、寄信寄物也都方便了。

陈忠实对这个“邮局”很有感情。他说，这个“邮局”的确是这里老百姓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是与外面世界衔接的一个纽带和桥梁，这个“邮局”也给陈忠实带来了许多喜悦，给陈忠实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陈忠实告诉我，说他八十年代初进省作协做了专业作家后，决定回乡下老家，坐下来潜心读书，静心反刍20年乡村生活，写个“大东西”。回到老家，他首先想到的是读报纸，最好是读到当天的报纸。 他在村子里一打听，原来这里的邮递员仍旧是他熟悉的那位“乡党”，便找到他商量。这个“乡党”在这里作邮递员已经多年了，仍然属于邮局聘用的农民工，主要负责这一带十多个村庄的报纸和信件的投递，上原、爬坡、翻沟，有些地方道路很难行走，每天要上坡下川跑一大圈儿，很辛苦。 交谈中，陈忠实发现，如果每天都给他送读当日报纸，“乡党”就要比往常多跑5里路，陈忠实感到于心不忍，就和“乡党”商量了一个办法，把所订的报纸送到途中他的一位亲戚家，由他走读上中学的儿子放晚学时顺便捎回来。 这样，每天傍晚儿子回家，正好是他休息的时候，坐在祖居的小院里，借着尚未黯淡的天光看报纸，很是惬意。读报纸收获很大，一天，陈忠实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位农村妇女创办家庭养鸡场的新闻，很快进行采访，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西安晚报》，后又写出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这是他写农村体制改革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一部小说。

陈忠实很感谢这个“邮局”和邮局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乡党”那张面孔，以及那脸上的表情。 “乡党”

“脸色微黄偏白，很洁净、眼睛不大也不小，永远是一种平和的神色，鼻梁不高不细更不歪，端正而庄重。” 后来，陈忠实有了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电话，无论公事或私事，急事或闲事，随时就用手机或者电话说清了，可是他一直用手写稿子，手写稿子还是通过邮局去投递。

多年使用邮政业务，陈忠实和“邮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写完《白鹿原》回城前的一天，他去邮局寄信，“乡党”“竟破例走出门来，在我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又握住了他的手，有点不忍松开。”这是陈忠实《一个人的代办点》文尾几句话，字里行间渗透着作家对邮局和邮政人的深厚情谊，情之浓烈，令人感动！

一天，我到钟楼邮电局办事儿，发现陈忠实老师在排队领包裹，我急忙走上前向他打招呼，并给我认识的一位营业员介绍了陈老师，希望她提前给陈老师取出包裹，陈老师立即挡住了我，说：“大家都一样，不要为难人家娃！”

我说：“陈老师事多，忙得很，耽搁不得。”

那位营业员说：“陈老师不认识我，我早就认识陈老师，他自己要排队，每次都这样。”

我看着陈忠实老师领了包裹，又送他出邮局，他忽然回过头问我：“我们那里的那个邮递员是聘用的，好转正式工不？”

我给他讲了单位有关聘用工转正的规定，他说：“知道了，我就是问问，那是个好人，干的时间也长了，唉！有政策那就没办法了！”

看得出，陈忠实先生真是想关心这位普通的邮政工人，并对他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和无奈。

其实,陈忠实老师关心普通人并不是一个两个,作为陕西作协主席,他对基层文化组织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陕西邮电系统有位作者，散文写的很好，有一段时间没见出作品，陈忠实老师几次见我都问这位作者的情况，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希望继续写作，争取有大的成绩。2005年，陕西邮政局成立邮政文联，陈忠实老师因事不能到会，挤时间写了贺信让办公室主任杨毅连夜送来；2012年陕西邮政公司创办《青鸟》杂志，陈忠实老师题词并撰写稿件支持，这些都使我们陕西邮政人非常感动。

2012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光明日报》共同举办“信达万家 邮政故事”征文活动，陈忠实应约写了《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获得了特别奖。中国邮政报记者任希荣采访了东里邮电所的职工，才知道那位为陈忠实送邮件的投递员王明哲已经去世了。根据提供的线索，任希荣辗转找到和王明哲同一时期上班的78岁高龄的周淑英老人。老人还记得陈忠实老师当时去用邮的一些情况：“他当时经常去投递室拿报纸，到营业室寄信、取汇款，人很朴实，给人印象挺好。我们都知道他经常发表作品，碰到了就打个招呼。”

2016年4月29日7时40分，陈忠实永远里开了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回忆陈忠实老师关心邮政、支持邮政的点点滴滴，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优秀的作家和朋友。

斯人已去，品质犹存，精神长在。

陈忠实，永远活在邮政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