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祖父和土匪的故事

仁先生赶着驴车刚一拐进村口，围在大槐树下的众人便像看见了救星一般，飞奔过来大呼：不得了了，堡长的奶干儿叫土匪给绑了……

堡长来了，让路让路……仁先生呀！你回来得正好！你可得救老夫一命！你识文断字，快看看土匪这信上写的啥？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堡长和他的小老婆哭倒在了我的曾祖父——仁先生的脚下。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的曾祖父来不及回家看上曾祖母一面，也想不到放下褡裢——那里边是他教了一年私塾的束脩，更没有考虑到卸下自家驴车，让堡长给他派辆上档次的马车就上路了。

我的曾祖父当年一定是把自己幻想成了舌战群儒的诸葛亮，或者是临危受命的钦差大臣。他大义凛然地接过了土匪的书信，在全村老少爷们惊恐万状的目光中，昂首阔步地驾起毛驴车车奔向土匪窝。

闻讯赶来的曾祖母，对着一缕若有若无的尘土，哭晕在地。土匪窝，就不是人去的地方……仁先生，是啥人，是戏文里面的张良……反应过来的村民们窃窃私语着。

这一夜，我的曾祖母带着四个子女蜷缩在土炕上，瑟瑟发抖。堡长家厚实的松木炮楼门关得死死的，看家护院的大黄狗叫了一夜，手持猎枪的家丁们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黎明时分，我的曾祖母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凭着本能推开四个子女，暗叫一声：土匪来了，快逃命。四个孩子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的曾祖母抓起一把炉灰，胡乱涂抹在脸上，像活鬼在世一样，准备去开头门。

“哐啷”一声，两扇薄桐木板凑活而成的头门，仿佛弱不禁风的秀才被虎背熊腰的壮汉一拳击倒——四分五裂，碎成一地。随之应声倒下的，还有我那浑身如筛糠般乱战的曾祖母。

土匪牵走了一头牛，两只羊，一口猪……土匪洗劫后的家，就像一场洪水冲刷过的河滩——一无所有。当然，除了饥饿的曾祖母和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以外。

仁先生绝对想不到，自己和土匪头子推杯换盏时，堡长先天不足的儿子，在牛棚里已经气息奄奄。工于心计的堡长绝对不会为一具僵冷的尸体，支付一文赎金。土匪岂能善罢甘休，为了息事宁人，曾祖父只好舍小家保大家。

还好，土匪没有为难仁先生，没有祸害村里其他人，也没有扔下一把火赶尽杀绝……善良的村民，阿Q般地自我安慰着。

乱世之中，百姓如蝼蚁般苟且偷生。像这样的抢劫案，在赤县神州的每一个无名村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血流成河，也不会有父母官过问一句。

多年之后，当我背上书包，走进校门，父亲指着校园里的一块石碑郑重告诉我：你曾祖父的故事就刻在这面石碑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你曾祖父可看着你呢。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渐渐地，我从师长们的赞叹声中，知道了我的曾祖父——晚清秀才仁先生是辛亥革命后开风气之先者，是家乡兴教办学第一人，是名噪一时的梁树乔老师。

 

（二）历史长河中的拉纤者

 时间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已经参加工作多年，我的父辈们大都已经退休，安享晚年。二伯父却提出要为去世二十多年的爷爷奶奶立碑。

按照家乡的习俗，一般是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人才给立碑。我家祖辈只有曾祖父立了碑。我的爷爷奶奶，一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个是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的小脚老太。两个普普通通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要为他们立碑，似乎有点勉强。二伯父却坚持一定要在建国六十周年为爷爷奶奶立碑，并特意嘱咐父亲一定要写好碑文，让后世子孙莫忘先辈所受的苦难，好好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我一直搞不懂爷爷作为大名鼎鼎的仁先生的儿子，怎么能不识字呢？每次问起父亲，父亲总是感慨地说：“日子难过呀！旧社会里能上学的农家子弟简直是凤毛麟角。你曾祖父也不是偏心，只是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家里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你爷爷生性忠厚，从未进过一天学堂，一辈子务农。”

自己没有上过学，说什么也要让孩子们上几天学。这简直成了爷爷奶奶的心病。到了父亲“彦”字辈，爷爷奶奶省吃俭用，历尽艰辛硬是让四个儿子全部进了几年学堂，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为了供养四个儿子上学，爷爷奶奶遭的罪常人难以想象，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生活，促使大伯父、二伯父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两个姑姑不仅没上过一天学，而且因病无钱医治早早夭折。所以，爷爷奶奶格外疼爱我，他们去世时，我刚刚上小学，他们一再叮嘱父母日子再难过也要供我上学。为此，父亲特意为我更名，把新慧改成了新会，表明新社会里，男女平等，女娃和男娃一样能读书识字。我当时懵懂无知，对此并不知情。后来，经常有人对我的名字很好奇，我才知道父亲为我改名的深意。

父亲出生于1946年，基本上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儿子，比大伯父小二十多岁，大伯母过门后，父亲才出生。（这在今天像个笑话，在过去却司空见惯。）可那时侯刚解放，家里还是很穷。父亲到了十岁才开始上学，学校离家远，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每年春秋两料青黄不接时，奶奶就用南瓜干、野菜或是新摘的玉米连着芯芯磨成片，放在锅里烤一烤让大家充饥。就是这样的干粮，每顿也只能吃一个，且不能保证每顿都有。父亲并不介意这些，只要有学上，吃什么苦他都愿意。可是中学毕业后，“文化大革命”已经愈演愈烈。父亲求学无门，只好进了工厂。我上学以后，成绩出类拔萃，父亲便把他未尽的心愿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我们“新”字辈不负众望，十二个孩子八个考上了大中专院校，在方圆百里传为美谈。爷爷奶奶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

父亲对我说：“你赶上了好时光，可一定要好好把握。旧社会女娃几乎就不可能上学，长到六七岁就开始帮大人做饭洗衣，再大一点儿就要缠脚，要不然就嫁不出去。你奶奶，一个走路都不太稳当的小脚女人，用石磨磨一次面要忙上半天，累得双脚疼得下不了地，磨出的面也只够全家人吃三五天。哪像现在有了电动磨面机，一按电钮就磨出一大堆面……可惜呀！老人们受了一辈子的苦，却没享上一天福！要是他们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社会能变得这么好——种地不用纳粮，上学不交学费，看病还有新合疗，该有多好呀！”父亲说到伤心处，情不自禁泪水涟涟。我听后百感交集，想起自己上学时一直梦想着当作家，如今却碌碌无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给爷爷奶奶立完碑，我们随后参观了中学校园，站在曾祖父的石碑前，二伯父自然而然地讲起了曾祖父的逸闻趣事。我的心开始莫名地悸动。

这里是我们家族几代人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少年时代努力奋斗、收获荣誉和掌声最多的地方。我想起曾祖父曾在这里手执教鞭，引经据典明辨善恶；父亲曾在这里文思泉涌，出口成章令人称奇；又想起自己当年被师长们称为“天才女孩”，如今随波逐流，内心十分不安……

父亲指着崭新的教学楼，讲完自己求学的艰难，又说起我上中学时，学校没有食堂，顿顿吃开水泡馍，他一到休假便来给我送饭的往事。我苦笑几声，内心却汹涌澎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丢失了少年时代的梦想，我忘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满足于写几篇通讯报道，我沾沾自喜，迷失在大家的赞扬声中……

身旁走过几位学生，他们拿着饭盒，准备去学生餐厅吃饭。听说他们每天都有午餐补助，父亲叫住几个学生询问此事，他们很自豪地说：“当然有了。”父亲感慨地说：“生逢盛世。你们真有福气，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学生们答应着走远了。二伯父激动地说：“社会好了，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咱先人教了一辈子书，最大的梦想就是想让普天下的穷孩子都能上起学。旧社会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

曾祖父一个人渴望的事情，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终于梦想成真了。这是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的进步，更是老百姓的福音。二伯父和父亲，背着手微低着头，在校园里并肩而行，喁喁私语。我突然想起一个更古老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于山西大槐树下，那是个崇尚读书、举人辈出、名相荟萃的地方。祖先们是被反剪着双手绑成一行，被抽打着颔首弯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故土的。强权和灾害压弯了他们的脊梁，却没有浇灭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他们随遇而安，开荒种地，兴建了一个又一个有大槐树和琅琅书声的村庄。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些古老的传说，思考我们这个苦难家族执着于读书求学的历史渊源，思考普通人读书识字的终极意义……

也许，八百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背井离乡，四处飘零时，我们就注定了要在风雨中跋涉，注定了要在寻觅中发现乐土，注定了要在苦难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也许，冥冥之中，一种叫书生意气的精神已经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种异样的血统流淌在了我们身上，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已经注入了我们的灵魂。也许，命中注定，我们感时伤怀，悲天悯人，敏感脆弱……

纷繁的意象在夜色中妩媚动人，璀璨的文字在我的笔端翩翩起舞，灵感就像潺潺的清泉在山间汩汩流淌，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快感围绕着我——三年后，我的散文集《静日玉生香》诞生了！

我的新书出版以后，父亲格外高兴，清明给祖先上坟时，居然带着我的书。许多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向父亲道喜，父亲摆出一副有其父必有其女的架势，在我看来十分可笑。父亲却说出书立说，教化民众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你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庆贺！闻听此言，我惭愧不已，我那“豆腐三碗，三碗豆腐”的文字哪里担当起得起这些呢？再想想自己蹉跎岁月，已错失了大把时光，能赶上来吗？父亲鼓励我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快马加鞭，奋起直追才是。我也暗暗告诫自己，只要坚持多读多写，总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散文集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我也机缘凑巧有幸成为了一名教师。每当我走上三尺讲台，我就想起曾祖父当年呕心沥血创办新式学堂的往事。生活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拥抱着我，梦想似乎就在前方向我招手。每天清晨，我迎着朝阳走向学校，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夜晚，我怀揣梦想苦读诗书，勤勤勉勉，笔耕不辍。

谁料想，人生无常，我的长篇小说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年底父亲却已溘然长逝。想起自己以前虚度光阴，我便异常后悔，明知道父亲对我寄予如此厚望，我为何不早早地幡然醒悟呢？父亲入殓时，母亲叮嘱我把我的书放在父亲手边，好让父亲多看几眼。我边取书边痛哭，伤心欲绝。

父亲，安息吧！女儿已经带着梦想上路，一生一世，永不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