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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利
我的祖上非常贫穷。解放前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只有几间草棚。爷爷那一辈弟兄五个，靠长年给地主拉长工过日子，就这样家里的生活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父亲是他们这一辈的老大，所以到1945年，父亲八岁时，爷爷们商量着把父亲送进当地的“完全小学”上学，希望下一辈能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以便谋得一个体面的营生，从而改变祖祖辈辈替人拉长工、出苦力的境况。但家里生活拮据，中途因为学费等原因和三夏大忙的耽搁，上上停停，原本两年的课程他四年才读完。直到1949年家乡解放后，父亲的学习再没有因故中断过，并于1953年完成学业。
完小毕业时，受一位老师的启发，父亲认识到，只有上了初中、高中，考上大学才是最有出息的。于是父亲报考了户县一中，并在此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
我的老家在涝河边上，离户县县城二十多里地，父亲在户县一中上学的六年时间里，每周周末都是靠着两条腿步行往返。平时就在学校搭灶，每月都要给学校灶上要交口粮和灶费。有时家里无钱交灶费，父亲就周末回家背些馍、带点咸菜，吃饭时，打些开水、把馍掰开泡在碗里，就着咸菜就是一顿饭。特别是一到夏天，馍容易坏，父亲就把背来的馍掰成小块晾在宿舍，没两天馍块就晾得硬邦邦的，每次吃饭都要用开水泡软后才能吃。
1955年夏天，父亲刚上初三，奶奶却不幸去世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大量需要人才，中专学校招生人员常驻户县一中。父亲曾打过退堂鼓，打算报一个中专学校，尽快就业减轻家里的负担。但为了实现上大学这个愿望，父亲咬着牙，克服各种困难，靠着学校每月发给困难学生的八元补助金，完成了初中最后一年和三年高中的学业。
1959年高考，父亲被新疆的“八一农学院”录取。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亲踌躇满志，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当他背着简单的行李，揣着家里东挪西借来的路费搭车到了新疆驻西安办事处，听说还得再交三十多元杂费时，他傻了眼，他明白这三十多元家里实在拿不出来了，最后只得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回村后，父亲蒙头在家睡了三天三夜，起来后把高中书本束之高阁，背起铺盖到外村当起了教师，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摆设很简单，唯一较多的是阁楼上的一大堆书，父亲常常从楼上取书给我们讲故事。象《水浒传》、《李有才板话》及《三里湾》等小说，都是那时从父亲那儿听到的。
当哥哥上学后，父亲每个周末回来都会把哥哥拉到跟前，询问学习情况。1979年母亲去世，父亲一个人每月挣39元工资，既要还生产队的口粮钱，又要开支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费，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家里经济很拮据。就这样，父亲也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退学。1985年，哥哥初中毕业了，考上了中专，父亲坚持让哥哥放弃上中专，到户县一中上高中。每次开学时，哥哥要办理搭灶手续，给学校灶上交一百二十多斤的麦子。父亲就用自行车驮着，摇摇晃晃，非常吃力骑二十里地送去。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1988年7月7日哥哥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情景。父亲前几天就买了一只鸡，高考当天一大早起来就杀鸡、煮鸡肉、蒸白米饭，再用饭盒装上，骑上自行车跑二十多里地，送到户县一中校门口。等哥哥上午考完后出了学校门，就看见父亲站在马路对面的柿子树下，脸晒得红彤彤的，全是汗，一脸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着哥哥的身影。看见哥哥后，赶忙把饭盒打开，让哥哥赶快吃。
到我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父亲却让我填中技，我有些不愿意，父亲叹口气说：“爸一个人供两个孩子上高中、一个孩子上初中，负担太重了。你上个中技早早工作，能分担一些家里的负担。”但哥哥当年未考上大学。父亲心里很着急，但从来没有当着哥哥的面表露出来，怕给他造成心里负担，只有背过哥哥，他一个人蹲在后院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当1990年8月的一天，哥哥通过复读考上大学、领回通知书时，父亲流泪了。他双手捧着录取通知书，颤抖着，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看了很久。平时非常节俭的他，特意买回来几斤肉，自己亲自掌勺做了几桌菜，邀请他的好友及同事一起庆祝。在饭桌上，谁敬酒他都喝，还没等同事们离席，父亲已经醉了，嚎啕大哭，我们兄妹几个都慌了。父亲学校的校长看着父亲，感慨地说：“让你爸好好哭一回，你爸的心愿了了，他这是高兴！”
时至今日，有时和父亲聊天，父亲还略带歉意，说没让我上高中、考大学委屈我了。也经常叮嘱我们说：“解放前，穷人哪能上起学，有几个识字的？现在国家实力强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除了小学、初中的学杂费。你们两个人养一个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得有出息！”（惠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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