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我一直想写陕北的油井，但又难于下笔。仅是去陕北的路上能够看到的，就已经很多了，而且样子还都一样，频率也基本相同，只是各自有着各自的节奏。然而仅从节奏的变化中去挖掘写作的素材却又不够鲜明，真正值得写的是哪一个呢？把它们聚在一起，因为线索杂乱而只能停留在地面的影像上，反倒是不好向下触摸油层的深度，能说的话并不是太多。如果对它们视而不见，又好像是躲开了我们身边非常熟悉的一种人文现象；躲开了一种融入自然，又在自然里真实存在的工业生态；躲开了伴随着陕北走过了一百多年荒凉的独特风景。这是每一个有了亲身体验的文人都不会轻易放弃的事情。

我走过的陕北山梁很多，原来的样子闭眼就能想见，黄土岗、红砂岩、波浪谷，缺少宜居的起码生气。而唯一能让人不感寂寞的，就是时不时会出现的一处处打破了平静的窑洞。大多的窑洞并不讲究，窑口能平整出一片空地，周遭再围上一些草木，就已经算是很好的乐居了。这里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几千年的冲突与融合，造就了一种过渡区域内所特有的文化习俗，同时也磨平了许多人类过往的痕迹。当然，有在对峙争斗中毁灭了的，也就有因战乱而重新塑成的，腰鼓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战争是男人最原始的生活方式，而腰鼓的那种彪悍威武、强劲激昂的豪放、浑厚之气，就是一种雄性生命力的呈现，尤其是那种奔腾、飞扬的片段，伴随着漫卷的黄尘和激越的鼓点，更是能把人直接带进旌旗猎猎、战马嘶嘶、硝烟弥漫、杀声阵阵的历史画卷之中，让人顿有热血沸腾之感。无论是安塞腰鼓、宜川胸鼓，还是黄龙猎鼓和黄陵抬鼓，都有这样的时光感，而洛川蹩鼓，则更像是真正的战鼓。就是这样的生态环境，才形成了陕北粗狂热烈而又刚毅坚韧的原始性格。这种性格适合有雪的季节。在素封的沉寂里，烈酒和羊肉聚敛着一股刚烈的底气，在动静之间，在冷暖之间，在取舍之间，一种大开大合的豪迈气概，能把北国的那种干爽的快意渲染到极致。

记得有一年冬季去吉林看雾凇，曾与一群文友聚宴，当地的一位诗人朋友出于对家乡的热爱，说看雪必须到东北，写雪景也只能在东北才能写好。我说东北的雪确实有东北雪的力度和厚度，但是并不是唯此才能写出作品的高度。因为据我所知，写雪的文学作品里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叫毛泽东的南方人，而且写得时候他也不是在东北，但那首《沁园春·雪》却写出了前无古人的气度。朋友有点语塞，但还想争辩，说不算伟人的。我不得已又接着说，那赶考的学子可以算上吧？祖咏的《秦岭望余雪》，他只用了上半阕的四句话就写尽了长安城的冷艳，从而“高考”及第；落魄的“公务员”韩愈也算一个，他在遭贬途中，以一句“雪拥蓝关马不前”写绝了心中的惆怅和忧怨；还有灞柳风雪，不是雪的雪景都能写成送别和离情的千古绝唱；另外，曹操亲提的“衮雪”石刻，也写出了他另一种文人身份的浩荡情怀。    我是逞了一时的嘴快，但却得罪了一位快人快语的同道。好在两地相隔甚远，也再难还有碰面的机会。否则，相遇的时候岂不尴尬。不过道理我没念错，雪下得大小关乎气候，而写得好坏则完全出自于情怀。

雪对于陕北而言，不是那种梨花飘落的柔媚，而是封冻后的坚硬质感，能给人一种傲立寒苦的硬汉想象。油井又恰恰最能展现这种意境。荒梁上散布的磕头机，不挪步，不做声，不张望，不悲喜，只是一味地重复着一升一降那个简单而又恒定的动作，极像一幅农夫掘地的动态雕像，在俯仰之间，完成着日月的交替。它没有电光火石，也没有翻云覆雨，有的只是独处空旷，应该谈不上什么气势，但却极尽了日月里的沧桑。尽管时光的锈迹在不断地被一层又一层的新漆覆去，但它不曾改变的姿态却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阅历，结果是反而成就了一声穿越时间的浩叹。而这声浩叹穿越了的，正是中国陆地石油工业开采的百年历史。一百年说来不长，但对于一种状态来讲，已经足以石化了人们对此的感觉。无论风霜雨雪、酷暑严寒都能如一、不变，也确实不失为又一种壮美。壮美，有一种彪炳史页的伟岸。我想，这就应该是我所要寻找的那种油井的肖像了。

历史上来寻找这口油井的人物并不少。据说，九百多年前的一个初冬，沈括曾经骑着一头毛驴去过。他沿着延河的流向，顺着河道走到了传说中羊群接着白云的延河入黄处，在一处河道里发现了一种能够点燃的“油花花”，于是便在《梦溪笔谈》里写下了“石液”的记载。沈括到陕北去的时候，是他仕途不是很顺的那段时间。在此之前范仲淹曾在这里驻守，写下过一首《渔家傲·秋思》。词中，他用边塞的萧瑟暗指王朝的衰微，用四面的寒凉表达了自己的忧思，而其中的“长烟落日孤城闭”和“羌管悠悠霜满地”两句，就好像是专门给延安一带订制的纪实写真，让这里有了一幅特写的外形画像。但是，画像并不俊秀，而是充满了难言的悲切。沈括就是踩着这样的凄楚音调，找到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可燃水。班固是怎么发现这种可燃水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沈括自从找到了之后，他灰暗的旅程就肯定已经不再是像从前那么凄惶了。在他那深居于窑洞一角的案头上，开始燃烧起了一种照亮希望的火光，这不仅驱除掉了他屋檐下的弥漫霜霾，也点亮了中国历史的科技之光。有人说中国的学术传统缺少实证意识，但是，正是郦道元、沈括、徐霞客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丈量了整个的华夏大地，即便是怀揣着文学情怀的司马迁也一样，他同样是用双脚走出来了一部《史记》。他们就像是极少数的几个跳出了文本束缚，没有被古字淹没的异化奇人。尤其是沈括，他的《梦溪笔谈》构筑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耀眼坐标。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文人的力量总是会在他们历尽磨难之后涌现，如司马迁，他没有因非人的遭际沉沦，反而是用一柄如椽的巨笔歌咏了那个残害了他的时代。当然，也有人会选择逃避，受了挫折就潜心佛、道，尽管真正皈依的并不多，但结庐荒山、独钓寒江的却时有耳闻，而更多的则是选择了“大隐隐于市”式的告老还乡。家乡是一个能把人从外到里融化掉了的地方。街临之间没有官衔，小名是任人直呼的称号，官大辈分不一定就高，见了面是小辈就得行够礼数，而就是这种能够抹平荣辱经历的氛围，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总是会对人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感念。一般人，往往经受不住诱惑而不再前行，所以也就难以成就那种脱胎于苦难的伟大。幸好，沈括没有放弃，他在延河岸边把中国的科技探索又进一步的向前延长。

人说文人相轻，其实文人也相亲，后代文人就总是喜欢追随前代文人的脚印，而往往仅仅只是因为了一首诗，就能让人去把曾经的栏杆拍遍。所以在八百多年后的一天，一个力主教育兴国又有着浪漫情怀的旗人升允调任陕甘提督时，沈括的笔墨就又钩沉起了他的注意。当然，这里的“油花花”也确实是太有名了。除了《汉书》和《梦溪笔谈》之外，晋代范晔的《后汉书》和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也都一再提及，并且还进一步说明了它的性状和用途。而当时，以石油为原料的一些洋货又在国内市场上大行其道，沈括的那句：“此物必大行于世”的预言，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了必然性的趋势。所以他赴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又再次投向了那个文人笔中不断复述过的“洧水”（延河）。时年是在1903年。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中国人舒服的时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自诞生以来最为惨痛的一个时期，一部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差一点在那时被割断。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正沉浸在任人欺凌和奴役的生死边沿。不过，一个文明的优劣，并不在于它一时的恃强，而在于它能否在蛮力的重创下警醒，从而振作精神，再次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五千年的历史锻铸了中华文明的体魄，也锻铸了炎黄文化的韧性，所以每一次危难来临的时候，都没有因为惊慌失措迷失了方向而一蹶不振。比如，当面临外族入侵的时候，每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都会成为又一次文化复兴的开始，最后再用文化战胜那个自以为是胜利者的外族。北魏的汉化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失败仍然是有痛楚的，不过哀嚎声也是呐喊，只是声音特别的凄厉。

第一声凄厉的呐喊是从莫高窟的藏经洞里发出的，紧跟着的一声是从刻写着甲骨文的骨片上发出的，而引起这声声呐喊的就是一百年前那个世纪之交时在圆明园里燃起的大火。八国联军的火把焚毁了中国十九世纪最奢华的建筑，而随着这些建筑的爆裂坍塌，也一同烧尽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体制的气数，一个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末日的尽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两千年前开启帝国统治之门的也是一把大火，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火光宣告了一个专制时代的开始，而这把火，则像是告别专制的仪式。两把火都很惨烈，前者的原因在于文人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所以“专制”就得从他们开刀，这就只好由儒生为那个时代的开端祭旗了；后者的原因在于它是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明的碾压，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的毁灭，较之相互的绞杀应该更加撕心裂肺。两道火光前后呼应，使中国的封建史终于完成了一次漫长的锻铸。然后，一个浴火重生的巨人就要苏醒了。既然封建时代是从文化摧残开始的，那么它的结束也就应该是用文化觉醒为它送行。而远在紫禁城西部的莫高窟，或许是受到的专制戕害最小，所以它的藏经洞就成为了这次复兴的发源地。里面的典籍史册，在民族危难到了将要自暴自弃的时刻，突然破土而出，用它宣示的远古智慧，聚敛起了民族复兴的信心。而其后发现的甲骨文残片，又把中华文明源头的诘问摆在了我们面前，并使它重新发出了问卜中华的呼唤。文化的觉醒在于反思和重塑，既然是农本思想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换一种活法，去试一试工业思维的想法也就成为了所有中国人都最为关切的话题。

前面已经说过，升允一直鼓吹教育兴国，他也一样看到并且看清了国家文化体制的弊端。因为文化引路，指引的就是发展的方向，而工业时代的标志，就是要建立起国家主导的民族工业体系。这样，为产业换代升级的选择，就成为了所有关心着国家命运的人都不可推卸的文化使命。当时他正主政陕西，他面对着如兵马俑跪射背影一样的陕西版图，不知端详了多久，最后终于聚焦到了延河下游的延长县上。因为那里有石油，而石油又是能够支撑工业生产的基础。至此，他便开始投入到了一场没有枪炮的战役之中。此时，虽然圆明园的大火已经熄灭，但是被烈火噬去了尊严的没落王朝，再也没有了与洋人抗衡的丁点底气，而洋人又企图扼住大清能源的咽喉，以实现其长期奴役中国的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争取石油的自主开采权，将会是何等的不易，似乎都用不着去想象了。但是，就是凭着他的一腔热血，还有刚刚浸染上的陕西人的坚韧与执着，使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总算是挽回了一点可歌可泣的味道。在他的多次据理力争下，又经过他的继任者曹鸿勋的再接再厉，终于打赢了这场“油权”的保卫战。这个时间是1905年。而此时，大清已经几乎被完全奴役，正在经历着割地赔款、任人欺辱的悲催时刻。

上学读书时，大清割地赔款的那段历史总是让人愤懑有加，从此对满人便充满了内心的批判，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情节也就很顽固的在思想深处扎下了根。后来再专门读读清史，发现这种情绪有点过头，因为满人也不都是一无是处。一个曾被称为夷狄的少数民族，能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多年，而且许多汉人的官员、学者，还都甘愿臣服效忠，所以自应有着它的感召力量。顺着这个思路细细想来，结果发现，满人的首领还确实都是励精图治的君主，满人中也并不缺少满腹经纶的学者。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对于国学的重视并不弱于汉人。比如康熙，它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有大作为的帝王之一。还有乾隆，仅从他留存的四万余首诗作来看，就堪为一个典型的古代才子。还有祖籍辽阳的旗人曹雪芹，他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旗帜性人物。当然，前面提到的升允也是值得称道的一位。他诗、联俱佳，曾在《望河楼》里写过两句“陇云秦树穷千里，岳色河声共一楼。”此联成为了《民国名联三百首》中的佳作。而在国家文化建设上，也有康熙字典和四库群书这些不能忽略的文化工程。有大学者、大著作的时代，都应是有大作为的时代，就像是司马迁与汉朝、李白和大唐一样。反观被满人夺取了政权的明朝，尽管是汉人当政，但却大多都是荒淫之主。朱元璋的文化专制，通过朱熹的变质理学，让中国人在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包容进取意识消散殆尽，从此进入到了一个陈腐、闭锁、愚忠、荒诞的昏暗时期，致使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开始变小、变散、变低，并且一泻千里、难以收拾。满清的沦落真不应该全都记在满人头上，还都是朱元璋给埋下的伏笔。到了慈禧太后的时候，被保守的理学禁锢的小农意识，早被远远拉在了经过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列强后面。其实这时，是不是要进行经济维新已经意义不大了，没有国体的彻底改变，就无法止住衰败的颓势，所以尽管慈禧用铁腕把戊戌变法扼杀在了血泊中之后，又用铁腕实施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并且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历史的潮流确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满人只好被作为思想变革的桎梏，而成为了历史进步的牺牲品。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闭关锁国，甲午海战的失败则在于文化沦落。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仅从经济指标来看，都远不及大清，但是府库数字恰恰成为了豺狼觊觎的肥膘。鸦片战争是耕读传统与产业革命的碰撞；而甲午海战，则是农本思想与工业化武装的较力。文明进步是大势所趋，所以败于英国是历史必然。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之后，尤其是张之洞开办的武汉钢铁厂量产以后，在战舰和钢铁都被不逊于日本的情况下，仍然是一败涂地，究其根结所在，皆源于文化软实力的孱弱。靠“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维系的伦理关系，早已不再适应工业化时代社会秩序的需要，契约精神与协作意识就成为了打败大清最为致命的重拳。可贵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完全被打趴下，在回过神来之后就开始了痛定思痛，于是拉开了延长油田的开发序幕。可以说，这场开采权的争夺战，是多次战败后的大清在谈判桌上打赢的并不多见的胜仗，或者可以说，是战败后在外交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真是难得的一次胜利，而见证了那次胜利的油井如今还仍然矗立在延河之畔，叫“延一井”。正好省职工作协组织前去采风，真是一个上好的机会，能让我与它有一次有点气势的相见。喜欢写作的人都知道，文章是一种内心的向往，也更是天赐的良缘。而不经意间，向往与良缘都在向我招手。

像多数油井一样，“延一井”地处也很僻壤。为了打井，曹鸿勋大人曾专门组织修筑过一条从铜川到延长的路，但是年代久远，已经被时间的光刀剥蚀已尽，好在近年修的路有新旧两条都能前往。我与黄海同车，因要顺路带个采油厂的工人过去，所以走了一条老路。起初路况还好，感觉很快就出了延安市区，没有受到繁华地段堵车的困扰，但是走着走着就不太妙了。老路上的重车很多，路面不宽，还尽是岔道，路旁又有早年搭建的房舍，人来车往的影响了通行效率，因此走得很慢。后来在一个丁字路口，有一个邻向插过来的大车因在车流中转不动身子，硬是横在了大路中间。原本我还以为我们走了一条捷径，谁知在市郊遇上了堵车。幸好同车的人多，时间在说说笑笑间就过去了。当我们终于挪过了拥堵点开始加大油门赶路的时候，走新路已经赶到预定地点的车队负责人打来电话，开始催促我们。刚出门就掉了队确实不好，只能是抓紧赶路，待追上他们时再说上几声“抱歉”了。深秋的风景不错，在路旁等候我们的人都在忙着照相，似乎并没有关注我们的“迟到”，他们与我们只是笑着碰了一下眼神，然后再次上车，又匆匆开始了下一段行程。

如今的延安已与从前大不一样，自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实施后，过去的荒山秃岭都披上了绿装。听当地的人说，气候也变化不少，雨水明显增多，空气中都有了湿度。雨下得多了河水自然也会丰沛，延河水就哗啦啦地跟随着我们的车轮也在赶路。河水从冲开的石槽里流过，两岸全是天然的石质堤坝，石块一层一层的铺陈在那里，就像是人工砌筑的那样。

陕北有过一个非常盛行的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去往清涧的路上就能看见，那里的石头也是一层一层的，而且还很平整，只要采下来就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二十九年前我第一次去榆林的时候就见到过，路旁码齐了待卖的石板，如垒成的砖墙，一堆一堆。但是这里的石头，虽然表面貌似一样，但细细一看就会发现它们并不相同。河床里裸露的石材，纹理明显不够细致，感觉十分酥脆，好像抠一下就会掉渣。延长与清涧相隔并不是很远，但是地质构造却截然两样。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地质特征，也才有了它们新的使命。路上不时能够看到一些被涂黑了的石块，像是散落上了油渍，而这就正是河水里漂浮的那些“油花花”生出的地方，石油人把它叫“油苗”。看到了油苗让人不由有了几分欣喜。心想，做糕点的面里都要掺油，这样吃起来才有酥香的口感，不知道究竟是地层里的油质锈蚀了这些石材，还是石质酥松才给油苗让出了露头的机会？想着想着就已经走了很远。

我初次到延安时，是去榆林代理一起投机倒把案的第三被告辩护，那时很有一点初生牛犊的味道。在法庭上，我从投机倒把的犯罪构成到我的当事人的行为特征，从法律条文的规定到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进行了很激昂的讲述。省城律师的出现引起了当地人的兴趣，结果不大的审判厅挤满了来旁听的人。他们个个听得出神，并不断地被出乎了他们预料的分析所振奋，所以时不时报之以兴奋的掌声。审判长不得不一而再地宣布法庭纪律，要求保持肃静。最后，我的当事人被宣判无罪。无罪本应当庭释放，但是考虑到其他被告在上诉时还要调查取证，为了便于审理就不能让他离开，而不能离开最有效的保证就是继续关押。说实话，这肯定不是有法不依的理由，但是我和我的当事人都没有再去过多争辩。毕竟，那个时代的执法环境还很初级，经常会有把律师赶出法庭的事情发生，在这么一个边远的地区，还能有这么朴实的一个法官，能够听取，并且采纳了辩护人很学理气的意见，已经实属不易。并且，这样的结果，也已经足以让当事人喜出望外了，而我也没有辜负那些来旁听的人对于省城律师的期望。得胜回朝时再经停延安，心情原本已经很是轻松，本应去看看枣园、杨家岭那些声名远扬的旧址，但是旅途的劳顿和肠胃的抗拒，让我只想着快点回家。

那时去陕北，路上特别辛苦。早上四点钟要赶到东郊的延安办事处坐车，翻山越岭地晃悠一天才能到延安，从延安到榆林又是一天的车程。两天下来，不晕车的人肠胃也会被搅得要翻江倒海一番了。还有饮食。当时的居民粮定量供应，一半杂粮一半细粮，出了门就想吃点白面，所以对南瓜、小米和糜子之类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但陕北当地的小麦发黏，吃着没有筋性，头两天还有油水撑着，一周下来就已经难以消受了。再说城市建设的初期，配套也还都没有跟上，道路不畅，满天扬尘。榆林酒店的旁边，有家羊肉面馆，店家每天早上都要清扫沙尘，据说有时飞沙能把大门堵住。延安也相同，旧城还如几十年前一样，只是有着圣地的光环，让人尚能泛起抵达的愿望。小时候我的父亲去过一次延安，给我们带回了一张他在延河桥头的照片，背后是课本里见到过的宝塔山，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让我常常神往。当延河水也一样地从我的身旁流经的时候，我最为急迫的，就是想去重叠父亲的影子，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我的心愿完成了，而他的使命也似乎结束了。当我第二年再去榆林出庭二审的时候，中转于延安的我，就只能再从回忆里去想念他了。他站立于延河岸边的影像，就成为了我感情里牵绊最多的风景。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来来去去的多了，发现延安一直都在变。父亲站立的那处河岸，已经难以找见，宝塔山、延河桥的全景角度也一样成为了回忆。然而变化最大的，还是陕北人的居住方式。近年的自然环境改善，雨水明显增多，土窑失去了不可或缺的干燥环境，所以垮塌事件频频发生，这就逼迫着陕北人必须做出重建的选择。但是一种习惯根深蒂固以后，却很难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所以，他们又用青砖照着窑洞的样式建成了新的房舍。现在公路的两旁，已经很少能看到窑洞中的人家了。从土窑搬进房舍，改变的不仅仅只是一种居住环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都有逐水草而居的要求，而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时期，其经济结构必然表现为小农生产和手工业作坊制造，人口散居，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规模，所以也做不大，更做不强。工业革命就是把散居的农民聚集起来，进行重新分工，建立起一种相互协作的新秩序，并发挥机器科技大规模量产的优势，以增加产量、产值和产效，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其中的分工和协作，就是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表面看，陕北窑洞的减少，是自然环境变化和生活质量改善的需要，但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陕北在从窑洞走向高楼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产业转换和时代升级。

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经济开始的，先后经过了农耕经济、工业经济的发展，如今又进入到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采集经济的特点是优胜劣汰，农耕经济的特点是田园纽带，工业经济的特点是契约责任，它们实现的方式都是监管，我们称之为“麻将思维”。而新的知识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其最大特点就是快。信息技术的升级是以存储量的提高为代表的。如今，每一年存储能力的提高，都是以以前年度总和的规模在增加的，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变化快、数量大、内容多。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过去的监管机制变为了后台的风险控制，过去的层级制度变成了链条式流程，过去的隶属关系变成了身份平等的终端应用，一种远程交换的工作关系正在形成，而与之匹配的秩序形式就是协作，我们称之为“游戏思维”。由远程交换建立的协作平台使一个更加强调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代已经走到了面前。然而，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地质构造和寂寞的生活状态，正是石油人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态。

我有一位文友，他曾经也工作在井站，由于作业的连续性需要，他要连续工作十天、二十天，然后才能回家休息。在工余的闲暇里，因为出行不便，所以养成了看书写作的习惯。起初，我总是奇怪，他的文字为什么能那么安静，没有世俗的嘈杂。当我知道了他的生活状态后，才恍然大悟。他的每一天都是在进行着一次人性的修炼。以前，我有感于石油会战时的英雄事迹，一种在用身体与地壳的较量中挺立起来的铁人形象，固化了我对石油人物的认识。然而今天，更多的石油人所从事的，都是一种如我的文友那样的默默坚守。他们缺少了战天斗地的壮烈，但却更多地迎接了时间的磨砺。在石油驱动着车轮越跑越快的时候，他们却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苦。就在这一快一慢之间，一种新的伟大也便随之破壳而生。

我们的车子继续走着，路上的建筑开始越来越多，旁边的河道也开始变窄，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就要到了。这座小镇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七里村，是“延一井”的所在地。小镇原来只是一个村庄，都是因了“油花花”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家，自从“延一井”投产后，一个与石油有着多重联系的产业群就逐渐把这里填充了起来，居民也就多了。

路上，同车的陪同介绍，“延一井”仍然还能产油，但作为历史见证，已经封存保护了起来。然而，他们封存了的，却又不仅仅只是一口老井，而应该是一条逾百年不绝并绵延而来的油脉，那是他们的出发地和精神源。这样的地方确实应该供奉。

听说“延一井”原来就在路旁，像其他的磕头机一样，裸露在延河的岸边。钢铁的井架，涂着红色的油漆，覆盖了地层下面的沧桑。今天的“延一井”已经被高墙隔开，一座复制的蒸汽锅炉连接着一架复原的采油机，采油机的样式与现在的还一样，但材质的变化却反映了时代的转换，仍然能让人在新旧颜色的对比找到往昔的影像。在我的想象中，老井就应该透着木质的纹理，因为木质，已经成为了我们对于古老认识的文化定位。而这样的形象，能让人感受到沧桑的容颜沐浴在常新的日光下的强烈对比，将会充满了诗意，并能激发出文人更多的情思。

听他们说着，我也漫无边际的想着，想着想着，不经意间竟想到了余秋雨的一片文章——《道士塔》。

莫高窟的门外也有一条河，河的对岸建着一些圆寂了的僧人的灵骨塔，其间夹杂了一座道士塔。其他的灵骨塔都已经残破不全了，只有道士塔因为年代并不是很长，所以还较为完整，而它的主人就是那个造成了藏经洞里的文化瑰宝大量缺损的王圆篆。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杰作，从他的手上流向了外国冒险家们盗运的驼队里，再辗转成为了欧美乃至东洋许多国家博物院里的镇馆收藏。他为了获取极少的一些茶点钱，贱卖了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而他所打开的那道藏经洞的洞口，就像是撕开的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尊严的伤口。虽然伤口里滴出的血色图染了中国文化崛起的序幕，但是那种糟践方式形成的凄惨感受，还是让人对这个道士充满了愤恨。

余秋雨在文章里追问：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当然，这样的追问，并不是到了现代才发出的。当西方研究敦煌的成果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的时候，那些遇事不惊总是慢条斯理的朝廷大臣们就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尤其是文官，他们开始调整自己扭捏诗文的节奏，走出自己标榜耕读传家的斋舍别居，把目光投向了屋外的山河和大地。而在这些人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升允和曹鸿勋二位。真是万幸。陕西虽然距敦煌并不遥远，离王道士贱卖敦煌珍宝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里的宝藏便没有流失。

虽然我还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延一井”的形象已经在我的心中逐渐清晰，它竖立着的应该是一种自强不屈的希望。想那“延一井”的井架，也如古老的纪念塔一样，与西部莫高窟对面的道士塔，虽都耸立在百年的时间里，但是荣辱美丑却截然不同。那个是低点，这个是起点。

百年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这个百年，我们走过的路却何其艰辛。那些艰辛的经历，“延一井”还将告诉我的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