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王师走了。享年八十有七。

得到消息的时候，心里终究是咯噔了一下，而且时不时会被这个消息扰着。往事中一些能记起来的东西渐渐清晰。

认识王师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厂里《庆华报》的编辑，一直到退休。

王师是我的同事、一个长者。我们厂里称年长的同事都叫师傅，机关单位也是。若用陕西方言，就简化成“某师”了，而且是平舌音。所以，我也遵着这个习惯吧，继续称他为“王师”。

一九八七年，我从部队复员进厂上班。有了正式工作拿工资，以为就应该算是一种人生满足，除了上班就不想别的了，找朋友玩儿啊和聊啊成了主要的闲暇光景。

在家父的斥教之下，我收起了玩儿心，捡起了业余写作的爱好。于是在五月份，第一篇稿子在厂报发表了，责任编辑就是王师。

我不认识他。回家去问，父亲告诉我：听说王师是五十年代的老牌大学生，毕业后到兵工厂搞教育工作。六十年代政治风云里周周折折了好多年，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

因为我发表了稿子，也才知道王师在厂里做了编辑。父亲是初小文化，小王师几岁，差不多算是厂里同一个时代的人。言语里透着对王师的敬重。

见到王师本人是到报社送稿子。人很和蔼言语不多，头发花白、不太讲究地穿着洗得领口袖口等突起处已经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用蘸笔蘸着红墨水改稿子，满纸斑斑红云。字儿写得潦草，谈不上什么体。

本想从外表上看出他一些经历周折的痕迹，或者历经风雨的不凡，却没有。若不是坐办公室戴眼镜，就是个很普通的半老头儿。

请教王师写稿，也没有那种深奥的观点和学识的传授，倒是像小学老师那样给我讲一些很基本的宣传报道写作要求。很简单也很实用。

所以那一年我一共投了二十多篇稿子，一多半发表，年底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还上台领了奖。

似乎我的职业生涯就此开始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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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夏末，厂报编辑部因为人事变化缺员，计划从基层借调人员充实，让编辑部推荐，我就在王师的推荐之列，且有幸被选中。年底正式调入宣传部做编辑。此后的职业经历变化，或许就是从这次推荐开始的。

我到报社不久，王师就不具体编辑事务了，主要负责对外报道、报纸图片制版以及计发稿费等。

五十多岁的人见天坐公交到市里各大报社送投自己和其他编辑写的稿子；到十几里外的照相制版厂送图样、取锌版；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包，里面是一沓沓装着一块几块钱的小纸袋，满厂里找人发稿费。

繁琐、单调，乐此不疲，全然一副打杂服务的心甘情愿。那时候，王师每看到我们在印刷厂校版时，和排字工人一起拣铅字两手乌黑，就羡慕的给我们说：啥时候咱厂报也换胶版印刷就好了。

或许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天地，我在报社的工作也很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两年后考入省委党校新闻专业深造，毕业后正式转为干部岗。

这一段经历自己也是比较得意，毕竟像我自身的条件，在已经开始讲求学历的当时，想进机关工作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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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王师满是书柜的办公室，向他问起了当时向宣传部推荐我的原因。我以为听到的是王师对我妙笔文章的赞许之类，结果全然不是，甚至只字未提。

他用陕西长安方言给我解释到：我给领导说，你这娃刚上班一年就投咧二十多篇稿子，勤快；再一个你这娃的字写的不好看，但很整齐，嫑看是在白纸上写的，一看就知道是白纸底下垫着格子纸誊写的，还不涂黑疙瘩，认真。

王师的解释的确有点让我既惊讶又失望，惊讶的是他的观察之细微，失望是他所说的优点，在我看来都不是我认为的重点——投稿多可能是爱好兴趣，或许还有些虚荣。

用白纸写稿是印格稿笺比较稀缺，也贵。白纸下垫着印格纸，是自己写字成行老跑偏，还下笔重容易戳透纸，不得已。至于文稿上不能有涂改错字的黑疙瘩，那是打小父亲棍棒调教出来的习惯。

部门领导怎么选择的我不知道，但王师推荐的理由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文化人应有的角度。

如果说我后来当主编、提任中层、进入三级公司班子，或者能跻身兵工宣传文化系统的殿堂，一路三十多年的职业履历，都可能源于我当初在工余拿起了笔做了企业宣传人的这一步，那么促使我迈开这一步的，竟并不是我自诩的天分资质与文笔才华。

勤快。认真。

王师就是这样给了我一个撬动杠杆的支点。他评判人的尺度与眼光也许很低，却开化了我前行的阶梯。

王师很少和我们讲他自己的事事情情是是非非，也从来不表现出对我的推荐之功。就那么不温不火地和我相处了九年。退休后见面的机会越来越稀少，只听说老人家在退休后还坚持写稿子了好多年。

现在，王师走了。

虽然对他的记忆不多，但自此再也不会添有新的内容了。

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什么，他的才学、追求，更不能去揣度他的人生际遇、得失取舍。即便他对我的所有的好，也不想过多的去溢美。

我只当他是一个报人，一个庆华的老人，在我成为兵工庆华人的路上，所给予我的宁静与思考——了却浮华、至简至真。

王师走了，我没能去送行。谨以此文作揖、话别。

没有悲悯，只有回忆。

无以感怀，惟存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