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安

 问题的大概情况是清楚的，但若要认真追寻起来，往往是痛苦的。对于进城农民工问题，众多理论研究资料往往只是辛酸的一种抽象，我甚至害怕将这些资料进行还原，生怕为这个时代那些人所付出的牺牲所压垮，难道这就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和历史的宿命？

　　今年的春天，为了农民工子女落户问题的调研，我参阅了诸多相关的研究材料，手头的这本《融合与保护——西安市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调研区域是西安市，就在我的身边，因而，我对此书要更重视一些。毕竟，这项由省社科联组织社科界30多位专家学者、260多名大学生于2010年进行的长达8个月涉及农民工达11000多人次的庞大调查研究，仅形成的调查资料和大量数据也是相当厚重和值得珍贵的。

　　阅读的收获是明显的，西安市农民工问题的现状跃然眼前。该书用8条概况了西安市农民工群体的现状：①大多数来自陕西省内，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甘肃等其他省份的占37%，这反映出农民工就近择业的趋势和西安市对择业者具有的吸引力。②45岁以下青壮年是农民工的主体，而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39%。③三分之二已婚，与配偶同来西安的占已婚者的42%，但带孩子出来的只占15.7%，这样的数字背后往往是农民工城市生活条件有限的反映，也反映出未婚的陕西青年出省务工比例更高些。④81.1%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其中33.5%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在提高，有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术的潜质。⑤以从事服务和建筑业为主（分别占60%、22.6%），大多还就职于技能要求较低的岗位，职业技能提升的空间很大，也反映出农民工择业受到的某些限制。⑥大多数靠亲戚和熟人介绍工作，各级政府的就业服务体系功能还有待加强和发挥。⑦职业变化频繁，流动性强，55.6%在西安务工5年以下。⑧月平均收入1913元，其中54.8%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6.6%月收入在760元以下，9.5%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农民工收入水平依然偏低且收入差距在拉大。

　　然而农民工面临的现实依然是无奈的。该书将农民工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归纳为10条：①租房难度大。77.1%租房居住，57%居住在二环以外三环以内，还有12%居住在三环以外；房租价格月均320元，占收入的17%，由于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拆迁，适合农民工租住的房源越来越少，居住地离工作地点越来越远，房租越来越高。②居住环境差。租住的房屋大多数狭小（人均7.5平方米），设施简陋，没有厨房、卫生间和洗浴设施，87%不供暖，集体宿舍和简易工棚尤其拥挤不堪。③工作时间长，劳动负荷大。平均月工作26天以上，周工作6.4天，日工作10小时左右，有的多达15—17小时，建筑业的日工作时间更长；近三成的农民工经常无偿加班。④微薄的工资经常拖欠，42%工资被拖欠和克扣过。⑤劳动安全条件差，缺乏必需的安全保护知识、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52%工作中无劳保用品。不仅如此，那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在工作中经常存在，74%在近一年内无体检，66%过年过节无礼品，33%需要自己掏钱买劳保。⑥维护和自我保护意识差，73%的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其中自己和用人单位均不愿意签的占40%。⑦社会保险参保率低，73%未参加工伤保险，21%还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86%的女性未参加生育保险。⑧子女上学负担沉重。79%的农民工感觉孩子在城里上学有问题，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就读于普通公办学校，还有26%被迫上民办，交纳高昂费用；公办学校暗中收取赞助等费用的现象仍然不少；农民工子女集中区教育资源矛盾突出，教育部门压力大。⑨就业培训率低，仅35%参加过就业培训，政府培训机构承担了78%的培训任务。⑩行使民主政治权利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度普遍较低。72%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的选举，70%以上的人没有参加过单位的政治学习和工会活动，70%以上的党团员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动，农民工对原籍村镇政治出现淡化趋势。

　　在农民工十大问题中，我深感农民工在下一代问题上的悲怆。那就是他们大多数人很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已（本书调查，只有22.5%的农民工表示要留在西安，28%明确表示回农村，其余表示要视情况而定），但尽管自己不能真正进城，却也要下一代真正进城，做一个城里人。从原来的为生存而进城，到现在的正在朝着为孩子而进城，具体表现首先就是要在城市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农民工们已经不满足孩子在城里有学上，而是上好学，为此他们不惜在重点中学周边艰辛营生，然而高企的重点中学门槛让他们望学兴叹，也让重点中学的校长们头疼不已，特别是农民工们持国家的政策来质问时。对于教育问题在整个农民工问题中的重要性，我是在阅读2008年农民工调查报告之后发觉的，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一代，对子女的教育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完全有一种不惜代价也要就学城里的迫切诉求。等到这本书的出现，还有参阅的其他地区农民工问题调查资料，我发现教育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农民工问题中的突出问题。今年的调查中，我一次次被调查中的农民工父母们打动，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为下一代改变命运的努力，那就是让孩子们体体面面地做个城里人，而在城市接受好的教育就是实现这一人生转折的关键之举，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在我们的调查中，三分之二的意见是涉及教育的。

　　然而，这一切就是农民工的历史宿命？按理说，中国有着比拉美更好的处理城乡一体化的现实条件，那就是，中国的农民完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正是这样，他们可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退自由，然而已经使用习惯的城乡二元体制却早已成为一些学者和城市管理者的清规戒律，缺乏冲破的勇气。时至今日，一些理论界的学者还在认为，目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农民有土地作最后保障，农民工流动性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难度大；一些地方的政府出于狭隘的本位主义考虑，将解决城镇居民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放在首位，只愿意在经济上接纳农民工作为劳动者，为当地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作贡献，却不愿为其承担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等附着在劳动者就业权利之上的其他社会责任；还有的官员和经济学家认为，全面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企业会失去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其不知，如果还不下力气解决农民工问题，那种纯粹以血汗工厂为代表的低层次产业结构又如何转型？如果说，当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处于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那么如何以农民工为重点推进城乡统筹便是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如果还不在这个非常的时候对农民工问题痛下决心，将可能形成重大的历史包袱要在以后的较长时间段化解。

　　而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更应关注青年农民工。他们与壮年的农民工问题还有不同，因为他们进城时大多未婚；他们的进城，有谋生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寻求城市的生活感觉；他们的一小部分可能要回农村，但大部分要留在城市；他们不仅要在城市构建自己的事业，还要在城市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半，面临着就业与婚姻的双重人生问题；但他们年轻，知识层次更高，思想更活跃，政治意识更强，更渴望创业，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视。从本书看，34岁以下的农民工近39%未婚，而24岁以下则78%未婚，这些未婚的农民工群体将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26岁以下的农民工党团员有32%参加过组织生活，要高于壮年农民工群体11个百分点；80%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创业的想法。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要比老一代农民工低，在信仰问题上什么也不信的比例高达40%，也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又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关心青年农民工的成长，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