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 但你得问自己是不是武松

敬一丹: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 但你得问自己是不是武松

2014-07-25 08:54:40我要投稿   点击量:175  



《焦点访谈》开播20年,敬一丹待了19年。“舆论监督”是吸引她重要原因。2015年敬一丹将从央视退休。 (南方周末记者何立斌/图)

2014 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是敬一丹。敬一丹坚决要求给镜头里女孩的脸打上马赛克。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女孩并没有打马赛克,有些经营者的脸反倒打了马赛克。这件事让敬一丹“非常难过”。 (CNTV截图/图)

小崔有病,可以不去单位,去单位就是为了剪头,因为理发师是央视的。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爆料:“小崔把那个人挖走了,三周以前我去小崔那儿,他指了指他的猫说,你看,小刘现在闲着没事儿,把猫都给剪了。” (CFP/图)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原标题:【央视名嘴进行时】敬一丹:“《焦点访谈》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

“这么多年,我栏目不换、老公不换、车也不换,可能骨子里我就不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 ——敬一丹

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条件;你还得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武松。——敬一丹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它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说,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

她走进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儿站在那儿等待挑选,坚决要求换掉镜头;即使要用,也必须打上马赛克。当她确认看不出面目之后,才开始录制这期节目。

“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我们挖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后打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强调。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镜头并没有打马赛克,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难过。

“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敬大姐20年里,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分寸”。

退休后的敬大姐也会很忙,2014年9月开始,她将在北京大学开课,继续她的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长期给国家部委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

“我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家宾馆,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舆论监督节目居然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敬大姐狠不下心来,这是误解吗?

敬一丹:不是误解,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心太软,我确实缺少一点锐。

白岩松、柴静,还有更多的记者,我们很多同事很有锋芒。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机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我虽然没有那么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很多人都说,一看你就皱着眉头,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个栏目,刺痛、隐痛都需要。

南方周末:当时孙玉胜是怎么说服你去《焦点访谈》的?你当时是铁饭碗,他们是临时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点访谈》开播20周年。我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筹备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非常平实:现在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

这个短短的电话,给我提供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最让我兴奋和意外的是,国家电视台居然能在每天黄金时间播舆论监督。在这之前央视有点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是《观察与思考》,一周一次,有时候还要断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时我在《经济半小时》,做的也都是深度报道,也参加过《质量万里行》,典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栏目天天播出,这是什么力度?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方宏进,我暗自比较了一下,我们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进呢?

没有下决心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一丹话题》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这里链接一下,当时我想办一个小节目《黄金书屋》,介绍经济界学人、经济类的书,好像一个书屋女主人那样。我和赵化勇谈这个想法,他说,你可以办《一丹话题》,你适合办言论性节目。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适合什么,那是赵化勇对我非常重要的点拨,是我职业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一丹话题》。

南方周末:但你还是去了《东方时空》。

敬一丹:那时《一丹话题》正在办的过程中,就好像一个小婴儿,不能一下子就撒手。我一边办着这个,一边就注意着孙玉胜他们的准备。《东方时空》是一个孵化器,它一开办的时候,我们全台的铁饭碗都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

开播那天,我是早上上了闹铃起来等着看的,那个时候早晨完全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早上上了闹铃看电视这是第一次。

刚播出的时候,先放一个《东方晨曲》,一个鸽子飞过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一大早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起来了,看着电视,我当时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但是我就分明觉得,和我们平常办的节目很不一样。后来再办《焦点访谈》,我就会想象:会是怎样的。

南方周末:和你的判断有出入吗?

敬一丹:我记得《焦点访谈》第一期,并不是我预想的舆论监督节目,很稳重地在谈国库券的发行,挺中性的。

我观察了很久,它唤起了我:这是央视黄金时间的舆论监督节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赶上了。

我跟孙玉胜说,过一段时间我来,还行吗?孙玉胜也特别简单地说:什么时候都行,等你。我在《一丹话题》办了一年的时候,果断结束,录像时直接把告别的话录完了——你们谁都不能说服我了,我去意已决。

《一丹话题》结束在问号里,最后三期节目是关于道德的问号。那是1994年,对于道德困惑,我也无解,我深知像《一丹话题》这样一个小作坊式节目再这么做下去,我会没有弹性的,因为决定节目内容的几乎就是我自己。我也看到了《焦点访谈》那种集团式的作战,很前沿,很现代,最重要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没什么能比这个让我更兴奋。

“过把瘾就死, 不是成年人的态度”

南方周末:突然转向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你有适应期吗?

敬一丹:有很长的适应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个节目,制片人就说我锐度不够。

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说,这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制片人说,你得往下挖,谁印错的。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这和我在经济部时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经济部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这个人。

我就去采访,是一个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这个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

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央视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焦点访谈》开播20年,敬一丹待了19年。“舆论监督”是吸引她重要原因。2015年敬一丹将从央视退休。 (南方周末记者何立斌/图)

2014 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是敬一丹。敬一丹坚决要求给镜头里女孩的脸打上马赛克。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女孩并没有打马赛克,有些经营者的脸反倒打了马赛克。这件事让敬一丹“非常难过”。 (CNTV截图/图)

小崔有病,可以不去单位,去单位就是为了剪头,因为理发师是央视的。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爆料:“小崔把那个人挖走了,三周以前我去小崔那儿,他指了指他的猫说,你看,小刘现在闲着没事儿,把猫都给剪了。” (CFP/图)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原标题:【央视名嘴进行时】敬一丹:“《焦点访谈》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

“这么多年,我栏目不换、老公不换、车也不换,可能骨子里我就不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 ——敬一丹

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条件;你还得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武松。——敬一丹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它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说,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

她走进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儿站在那儿等待挑选,坚决要求换掉镜头;即使要用,也必须打上马赛克。当她确认看不出面目之后,才开始录制这期节目。

“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我们挖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后打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强调。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镜头并没有打马赛克,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难过。

“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敬大姐20年里,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分寸”。

退休后的敬大姐也会很忙,2014年9月开始,她将在北京大学开课,继续她的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长期给国家部委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

“我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家宾馆,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舆论监督节目居然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敬大姐狠不下心来,这是误解吗?

敬一丹:不是误解,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心太软,我确实缺少一点锐。

白岩松、柴静,还有更多的记者,我们很多同事很有锋芒。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机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我虽然没有那么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很多人都说,一看你就皱着眉头,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个栏目,刺痛、隐痛都需要。

南方周末:当时孙玉胜是怎么说服你去《焦点访谈》的?你当时是铁饭碗,他们是临时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点访谈》开播20周年。我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筹备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非常平实:现在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

这个短短的电话,给我提供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最让我兴奋和意外的是,国家电视台居然能在每天黄金时间播舆论监督。在这之前央视有点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是《观察与思考》,一周一次,有时候还要断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时我在《经济半小时》,做的也都是深度报道,也参加过《质量万里行》,典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栏目天天播出,这是什么力度?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方宏进,我暗自比较了一下,我们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进呢?

没有下决心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一丹话题》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这里链接一下,当时我想办一个小节目《黄金书屋》,介绍经济界学人、经济类的书,好像一个书屋女主人那样。我和赵化勇谈这个想法,他说,你可以办《一丹话题》,你适合办言论性节目。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适合什么,那是赵化勇对我非常重要的点拨,是我职业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一丹话题》。

南方周末:但你还是去了《东方时空》。

敬一丹:那时《一丹话题》正在办的过程中,就好像一个小婴儿,不能一下子就撒手。我一边办着这个,一边就注意着孙玉胜他们的准备。《东方时空》是一个孵化器,它一开办的时候,我们全台的铁饭碗都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

开播那天,我是早上上了闹铃起来等着看的,那个时候早晨完全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早上上了闹铃看电视这是第一次。

刚播出的时候,先放一个《东方晨曲》,一个鸽子飞过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一大早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起来了,看着电视,我当时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但是我就分明觉得,和我们平常办的节目很不一样。后来再办《焦点访谈》,我就会想象:会是怎样的。

南方周末:和你的判断有出入吗?

敬一丹:我记得《焦点访谈》第一期,并不是我预想的舆论监督节目,很稳重地在谈国库券的发行,挺中性的。

我观察了很久,它唤起了我:这是央视黄金时间的舆论监督节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赶上了。

我跟孙玉胜说,过一段时间我来,还行吗?孙玉胜也特别简单地说:什么时候都行,等你。我在《一丹话题》办了一年的时候,果断结束,录像时直接把告别的话录完了——你们谁都不能说服我了,我去意已决。

《一丹话题》结束在问号里,最后三期节目是关于道德的问号。那是1994年,对于道德困惑,我也无解,我深知像《一丹话题》这样一个小作坊式节目再这么做下去,我会没有弹性的,因为决定节目内容的几乎就是我自己。我也看到了《焦点访谈》那种集团式的作战,很前沿,很现代,最重要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没什么能比这个让我更兴奋。

“过把瘾就死, 不是成年人的态度”

南方周末:突然转向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你有适应期吗?

敬一丹:有很长的适应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个节目,制片人就说我锐度不够。

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说,这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制片人说,你得往下挖,谁印错的。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这和我在经济部时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经济部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这个人。

我就去采访,是一个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这个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

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央视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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