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又一部长篇力作《雪祭》出版发行

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又一部长篇力作《雪祭》出版发行

2016-11-25 09:10:22    4559次点击               发布者:李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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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魏锋 报道)陕籍军旅作家、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党益民,又一部长篇力作《雪祭》,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95周年”重点作品,在《中国作家》2016年第4期隆重推出,单行本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面向全国发行。

几十年前,一支武警部队进驻藏北高原雪拉山,执行疏通边防“血脉”的特殊任务。官兵们遭遇了塌方、雪崩、暴风雪和雪狼的袭击,克服了超乎寻常的艰险困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劫难。妻子寻夫进藏,最后看到的竟是一座衣冠冢;女医生忍受着无法言说的痛苦,迟迟不敢恋爱和结婚;一个老兵为了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在藏北雪原苦苦寻找失散三十年的姐姐,但姐弟俩的最终相见,却是在其中一个的葬礼上……小说通过七连官兵的各自不同的命运,艺术地再现和辐射到和平解放西藏、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及部队修筑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公路等重大西藏历史事件,讴歌了几代西藏军人的使命担当、牺牲奉献与异乎寻常的情感坚守。
故事曲折跌宕,文笔质朴凝练,人物个性鲜明,藏地风情浓郁,读来撼人心魄、催人泪下。
党益民,陕西富平人,诉讼法学研究生。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大校警衔。曾2次荣立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曾出版《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又名〈屠城〉)《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阿宫》《根据地》《雪祭》等7部长篇小说,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作品曾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第三届和第四届徐迟文学奖、第五届北京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附:《雪祭》后记
捧一把雪祭奠你
文/党益民
这本书仍是写西藏。我19岁开始进藏,30余年先后进藏40余次。西藏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我一次又一次迎着满天飞雪,一路仰望,沿着我们自己当年修筑的天路去西藏。这些年里,我为西藏“生”过5个孩子是:《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西藏,灵魂的栖息地》,还有现在这本《雪祭》。《雪祭》是我孕育时间最长、最难产的一个孩子,我差不多孕育了她20年,“生产”时的镇痛,比其他孩子更加痛彻心扉。
我一个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这些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我将这些劫难概括为7种死法:在唐古拉上,夜里零下40多度,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几乎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几乎砸死;我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台突然跑掉了,几乎翻车摔死……但每次我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我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这个奖不是奖给我一个人的,而是奖给几代西藏军人的!这些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战友们一起书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几年前,由于部队需要,我调离高原边疆,来到渤海之滨辽宁任职。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就像拉紧的橡皮筋,距离越远,拉力越强。西藏使我梦魂牵绕,欲罢不能。站在零海拔的地方,仰望高海拔的灵魂,总也忘不了那些西藏往事。忘不了进藏路上那些朝圣者虔诚坚毅的目光;忘不了长江源头、雪山之巅的壮美日出;忘不了唐古拉山口的满天浩雪;忘不了老班长接到女友分手信时的绝望与悲伤;忘不了一个新兵从兵车上跳下来,双脚刚刚踏上千年冻土却因高原反应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给中断时,一个战士为了追赶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随即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忘不了体力不支时,排长端给我的那碗白糖水和藏族同胞送来的酥油茶;忘不了阿里无人区里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时,难以控制的泪水;忘不了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忘不了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丈夫去执行抢险任务,母子在营地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忘不了被樟木口岸“三百米死亡线”、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线“102”塌方群、“怒八”山体大崩塌吞噬了的那些战友;忘不了我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亮,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又帅气的代理排长,一点一点停止了呼吸;忘不了一个推土机手连同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瞬间卷走;忘不了川藏线上那个爱笑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半个月后才找到他的半具遗体,三个月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他是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1982年,我们800余名陕西兵(包括几十名西安女兵)踏上了西去的绿皮车,走上了青藏高原。我们800人里,后来有的牺牲了,有的留在西藏工作,更多的则退伍转业了,现在还留在部队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当兵之初,我们的任务是将慕生忠将军开辟的青藏公路毛路,改造成为二极柏油路。后来,我们又转战黑昌线、川藏线、中尼线、新藏线,足迹几乎遍布西藏。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就晕倒了,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后来翻越的次数多了,渐渐有了抵御高原反应的能力。有一次,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块写有“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让战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我在背面写下一句话:“唐古拉就在我脚下!”
当年修筑青藏公路时,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哪些是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悄悄掩埋。老兵说,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从那时起,我感觉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有了生命,有了跳动的脉搏。进藏的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三十多年来,每进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一次洗礼。
这部书的时间跨度大约六十年。去西藏多了,便会对西藏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慕生忠的筑路大军、康藏筑路大军以及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等等。当年慕生忠那支奇特的筑路大军里,有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还有一些国民党投诚官兵,后者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的结局可想而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富平县上千名新兵走上进藏路,他们后来参加了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一百多人牺牲在了西藏,他们的忠骨至今还埋葬在遥远的那曲和泽当等地。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都听人讲过,我还专门做过采访调查。一代又一代西藏军人,为了建设西藏保卫西藏,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20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但不写出来,始终是块心病。2013年底,我离开边疆后,对边疆的情感更加浓烈,感觉再不动笔把这些事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战友。我用了一年时间打腹稿。 2014年秋天,我有20天去三亚疗养的假期,在那个零海拔的地方,我一口气拉出了初稿。2015年整整一年,我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年底前完成。我习惯晨练时打腹稿,这个时候思维最活跃。为了恢复被高原损害的身体,我坚持每天六点起床锻炼。锻炼时,兜里揣着短笔和纸片,有了想法就随手记下来。在三亚疗养时也是这样,早上锻炼时想好,回去再落实在电脑上。走在零海拔的海滩上,不由会想起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有的战友直到牺牲也没有见过大海,每每想起这些,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许多人都误以为我是转业作家,我每次都纠正:我是职业军人,业余作家,我的水平很业余。我平时忙于工作,只是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画画。当然,书中的插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封面的题字也是我自己写的。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别人家过年有姐姐剪窗花、帖窗花,我没姐姐,我家没人剪窗花,我只好拿画笔画窗花。画南瓜,画玉米,画鱼虫鸟兽。我写字画画也很业余,无宗无派,与天为徒,师法自然。人在军旅,东奔西走,三十余年转战六省,没有大把时间拜师学艺,只能抽空读帖读画。这样也好,博采众法,归于无法。我以为,无论“师古人”,“师造化”,皆应“师心不师迹”。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之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话很有道理,我很喜欢。字画讲究的是笔趣和意境,强调一个“魂”字。书中插图,在行家眼里也许不够水准,但皆“发我之肺腑”,画的是我眼中的西藏,心中的西藏。
《中国作家》2016年第4期刊发了这部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发行。感谢社长、总编和责辑们为这本书的问世所做的一切努力!感谢为西藏安全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高原军人们!
长眠在西藏的战友们,我用这本书祭奠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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