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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我最讨厌上化学课。确切地说，最讨厌的是化学老师。
这位化学老师其貌不扬，瘦高而驼背，更要命的是还瘸着一条腿。一副酒瓶底似的眼镜下，一双小眼镜总是透出一股瘆人的杀气，上课前只需全场扫视一下，教室即刻变得安静。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双眼睛，那仅仅是一瞬间的对视，就能令我毛骨悚然。
就这样一位奇怪的老师，背地里同学们都崇拜地叫他“孙大圣”。而我，躲在厕所里一阵吞云吐雾之后，狠狠地把烟头摁到墙上，想恶狠狠地说那就是“雷公”，却被最后一口没吐出的烟呛得一阵咳嗽。
同学们崇拜他是有原因的，因为每次学校的文艺演出，“孙大圣”总是瘸着一条腿上台，然后是一阵高难度的“空翻”和“无敌金箍棒”。台下总是一片片的尖叫和呐喊。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丢人现眼的雕虫小技，那样的形象实在有辱“大圣”的英明。当然，我恨他也是有原因的。他实在不是那么光明磊落，总是给我“穿小鞋”，使得每个学科的老师都对我严加管教，我那时青春叛逆的翅膀，怎容得下那一串串的精神枷锁?为此，我从一度从心底默默地反抗，但换来的是更变本加厉地严苛。
更重要的是，“孙大圣”的教学成绩，总是在各年级的考核里名列前茅，家长们争先恐后地拖熟人把孩子往他的班里塞。尤更重要的是，“孙大圣”却是我的父亲，而我总是想逃离他的监视，却又无能无力，没有一位老师能同意不对我放弃“压迫”。
这种“压迫”感，我只能跟母亲分享。母亲在每个周末的饭桌上，总是东拉西扯一大堆，才渐渐步入主题地埋怨父亲对我太过严格，而在父亲的不作声中，母亲渐渐又跑题到村里的大大小小的事。而我，把头埋进碗里，能感觉到父亲那火一样的目光，在我的头顶灼烧。
若干年后，大学毕业，本以为凭自己的能力能在社会上干出一大事业，却四处碰壁而身心俱疲。母亲打来电话说，省城不行就回来吧，我们帮你找工作。电话里，我能听到父亲的呼吸声，知道他也在旁边听我说话。我没有答应回去，我不相信我不能闯出一片天地。我听见了母亲的哽咽和父亲对母亲的训斥，我便挂了电话。
后来，依然到处碰壁，母亲寄来的生活费也被我折腾殆尽。我索性换了电话号码，使自己“失踪”了。后来，生活实在没辙了，我应聘进了一家超市当理货员。此时的我已经被生活磨没了锋芒，有口饭吃已经是奢求。
几个月里，我没有跟家里联系过一次，我能想象到母亲崩溃的神态。夜里，躺在“城中村”最低房租的房里，泪一次次地湿了枕头。天不亮，又被该死的闹钟吵醒去上班。
某个上班的时间，部门经理打电话让我到办公室一趟，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以为工作出现了失误。进门却被一个熟悉的身影惊呆了：瘦高而驼背，瘸着一条腿，酒瓶底似的眼镜下一双带着杀气的小眼睛。我差点叫出口的“爸”，却被生生地憋了回去。经理说，你爸来了，你们去天台休息处去聊聊吧。
天台休息处是超市楼顶的停车场，两架太阳伞几把椅子就是职工的休息处。而楼下的贵宾休息室，都是领导们的专属特权。我感到特别得屈辱，加上突然见到父亲的那种小孩似的委屈，我真的想回去找那经理去理论。父亲还是那么淡然，说走吧。爬楼梯是父亲最为费劲的事，只见他先把那条好腿搭上楼梯，用手抓着扶手。腿用力一蹬，手使劲一拽，整个身体和那天瘸腿就上了一层台阶。我在他的身后，看着这位已是华发丛生的老头，这一系列滑稽的动作。我喊出了久违了的“爸”。我说爸我扶你，他气喘吁吁地说，不用。我们俩历史上的对话，总是简短的几个字，这我已经习惯。但此时，我再也无法抑制心底的心酸，泪开始决堤。
到达休息处，父亲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头上的汗珠在腊月天里蒸腾出一层淡淡的雾。我开始心疼父亲，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表达。父亲却先开了口，对话依然是一个一个崩出来字组成的短句。
“你妈说想你了!”
“嗯”
“我要回去了。”
“嗯”
送到超市门口，父亲执意不让我再送，我坚持不过，飞快地爬上了天台，站在凳子上，看着父亲一瘸一拐地消失人群里，我泪如雨下，阴沉了数日的天空，也应景似地飘起了小雪。我站在雪中，归心似箭。那天下午，我就被开除了，原因是我把那绿色的工服摔在了经理的脸上。我说，这是替天下的父亲摔你的，扬长而去。
回家后，因为我的专业是化学，我有幸地应聘成功成了一名钢铁工人。父亲退休后，多次地被学校邀请参加各种活动，他也总是在一阵阵掌声中乐此不疲地表演着“孙大圣”。后来得知，父亲那条腿就是在表演“孙大圣”时摔伤的。最令我羡慕和敬佩的是，父亲可谓是桃李满天下，逢年过节便有曾经的学生前来拜访。父亲还是那么严肃地对待他的每一位学生，只是那双小眼睛已经被皱纹遮住了杀气。(陕钢龙钢炼铁厂 雷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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