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玲是一位清醒的作家，懂得确立创作的基点与坐标。这些年，她把或美满、或悲剧的爱情作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陕西旅游出版社将这些小说结集成册，成就了她的第一本爱情小说集《逝去的蝴蝶胸针》。当它越过收割后的原野以及日渐消瘦的河流山川抵达我的案头时，正是梁玲家乡金色的柑橘挂满枝头的初冬时节。

       已经多久没有阅读爱情小说了？那种阅读止于哪一年的哪一天？已经多久不谈爱情了？这个话题戛然而止于哪一年哪一天？这已无从追忆了。面对梁子的这本爱情小说集，难免会生出种种猜想，是不是会有一系列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玉树临风的白马王子？是不是会有清纯善良的灰姑娘邂逅了传奇爱情，而后变成一只光彩夺目的白天鹅？阅读过后，方觉所有的猜测都是多余。不错，在梁子的笔下，爱情固然是永恒的主题，然而这一永恒的主题却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各不相同的面貌，他们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有着完全迥异的生发脉络和趋势走向。这似乎是在说：爱情具有私密性，爱情也具有社会性；爱情是简单的，爱情也是复杂的。梁玲在博物馆工作多年，在与异时空的建筑、文物、文史资料朝夕的相处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培养了一个小说作家的历史感，或者叫做时代意识。大概是这些积攒、积累的转化，使得她的这些小说，每一篇都有其清晰的社会背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桂枝》，发生在民国期间的故事《芝兰》、从民国写到土改的《月落桂园》、发生在当代的故事《静宜的烦恼》、《夏雪的小年》、《余淑媛的无奈》、《竞聘》、《古城情事》、《闺蜜》等等。循着时代的脉络，我们似乎是在梁玲的书写引领之下，在眼前播放着一幕幕的爱情场景；久远一些的场景里，有压抑的节制的爱而不能的浓浓忧伤；有含蓄的婉转的爱的朦胧浪漫；有愚昧的混乱的爱的不伦和痛苦。拉近一些的场景里，有爱的奔放、爱的热烈、爱的贪婪以及爱的毁灭。你看，幸福是一样的，不幸者各有不幸，爱情大抵如此，今人无法体会梁山泊与祝英台，古人也无法理解今人的爱情观念。
       于是我们有机会了解那些人物的命运：大户小姐桂枝追慕革命党人阮贵堂，在危急时刻采取特殊手段保全了爱人的生命，却没有想到恰是自己的爱欲和占有，最终导致爱人的离去。炙热的爱情终不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纷乱而以悲剧告终。我也许可以理解为：这个故事它不是为了塑造了桂枝的小女人形象，也不是为了塑造阮贵堂这样一个甘愿舍弃个人小爱、舍身投入革命洪流的血肉丰满的爱国志士形象，换句话说，作者最终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而是特殊时期个人情爱与家国大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家国不安，情爱难全。
     《月落桂枝》乍看是家族乱伦、道德沦陷的为人不齿又让人一声叹息的故事，很难让人用“爱情”去定义，难得作者抱持了一种平等对待各种生命情态的写作态度，使得这一切的发生竟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新婚即遭遗弃的云彩霞，为顾全自己和夫家的名声，坚持独守空房不改嫁，却对“儒雅”公公暗生情愫；丧妻多年却坚持不娶的公公蒋兆祥，面对自己一手包办的婚姻结下的苦果，没有反思与纠正，而是投身其中，任由一对孤男寡女的感情在一座封建的庄园里开出了罂粟一般妖艳却又含毒的花朵。人性，不加遏制的释放，势必损害人伦道德，伤人伤己。故事发生所处的旧时代，旧男女对封建道德的执守即是一种愚忠，最终敌不过藏匿在人性深处的大叛逆，这是必然，是成为梁玲小说题材的合理性之所在。她写人情、道义、伦常，从偏僻的角度切入一种生活，写了道义的冲突，探究人性内部无穷尽的可能性。在小说结尾处，对蒋兆祥与蒋太太合葬一墓的表述，实际表达了即使再惊天动地、情真意切、伤筋动骨的爱情，如果违背了社会道德、违背了伦理纲常，结果总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容忍。
       梁玲在每一篇小说中，都无一例外的充分运用了白描的手法，在写景、写人物内心活动时，遣词造句较为讲究，显然，这是作者长期写作训练之后的严谨与严密。她对小说细节的处理是具备能力的。顾全而不纠缠，较好地规避了苦口婆心向读者交代细节的弊病，没有喋喋不休、面面俱到，呈现了较为成熟的构思、布局和掌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不纠缠细节，是建立在符合逻辑、推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给人以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包括那些出其不意的结局，也应该有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基础。梁玲大抵是懂得的。她是深谙女人心理又洞悉男人心态的。你看：“王杨一直觉得顾小菲是一个简单、没遮拦的人、疯疯傻傻，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在她身上捞一把。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大可不必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她会影响他的仕途、清誉，更不用担心她会觊觎余淑媛妻子的地位，因为他觉得他是没长性的，总有一天，她对他会失去兴趣而另投他人怀抱。”（《余淑媛的无奈》）读到这里，你能说作者不懂王杨这类主人公的心理吗？再看这一段对话：
       “屏儿，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我很爱你，你是我的初恋。”
       “我是你的初恋，那你家里的女人呢？”
       “他是老婆。”……”
       “她是我灰暗人生的佐证。”（《古城情事》）
       读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引用一段话：“我们通常以为的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知识的人，所以有人曾戏弄地把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套用在情侣的关系之上。“主人主宰了奴隶的命运，但是奴隶却对他的主人了如指掌。”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梁文道《我执》）。”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对社会的理性观察和独立思考，使梁玲的小说增加了厚度、宽度、深度，显得“比一般人的小说要好（安康籍作家王晓云语）”。
我们读书，既是在读书本身，也是在读书本后面的作者本人。在小说的阅读体验中，多数的时间里，读者一般不会简单地对号入座，藉由故事中的人物来附会生活中的人事。但无一例外的，作者的知识储备、社会阅历、思想高度、胸怀境界决定了作品的层次，成为作品良莠分野之关键。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态度的作品。把人物的命运剖开来给你看，意欲何为？大概不是为了在你面前展现一地鸡毛。聪明如你，慢慢体会人物命运的因果关联，于是你思考、于是你反观自照，得出一些启示；混沌如我，面对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大概也会需要一个正确而光明的引领和指向。作者的这个责任意识，才能使他最终从千万写作者中脱颖而出为“作家”。梁玲深入生活，广泛吸收生活的素材，也许是偶然听来的身边故事、也许是从历史事件中寻得的一点线索，都能触发她的创作灵感，进而在她的笔下编织成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她是敏感的、善于积累的，甚至可以说厚积薄发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爱情故事，我想作者除开具备一个作者的基本素养之外，大概还有一个属于她独一份的幸福的爱情故事。有她在后记中写给爱人的一段话为证：“愿苍生见怜，许我来生与他接续此生情，与他相知相伴，相怜相惜。”这份生活中的理想爱情，滋养着作者，给了她安心创作、驰骋思想的充分空间，使她的笔下爱情故事时不时呈现出热烈浪漫，细腻入微、丝丝入扣的特质，犹如身临其境。但你也别忘了，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命运都有清晰的脉络，显而易见，作者并没有被这“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冲昏头脑，她冷静的揉捏着手中的泥人，一如贾平凹所说，写作者往往就如泥匠，进庙以泥塑神，一旦把泥塑成了神，那就得供着、敬着。她是企图它们变成她想要的模样的，而最终，当她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向各自的归宿，她似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不暧昧、不含糊，静静伫立在那里，如同隔岸观火。  
  (周晓莉  平利县残联理事长，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