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禾

（一）

茫茫宇宙，混混沌沌。

中国先人们认为宇宙原是一团“混沌”的气体或液体，即现代哲人们说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是盘古氏开辟出了天地、日月星辰、地球上的万物以及人类。盘古氏又叫“混沌氏”，传说出自帕米尔高原，因为那时地球上大多是海的世界。但现代科学考证“盘古开天辟地造人”这个传说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并不太古远，也就距今大约400万年而已。现代有人说人类最早生活在海水里甚至祖先就是海豚，理由是现代一些孕妇可在水里育婴和海里的灵智动物海豚很“通人性”，但这些推测显然是缺乏科学考据的。后来中国的神话传说人是女娲用黄泥巴捏成的，这显然只是对黄土地崇拜的神话而已。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有文字考证后，《管子•内业》中说：“凡人之生也、天出期精、地出其行，合此为人也”。《庄子•知北游》又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此处古先贤们似乎也只是从意识形态对“人”的描述，对人类的科学进化论证并不充分。

据近现代科学家推测，很多亿年前有了微生物起，人就是其中一个微粒在地球上飘荡着；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地球上才出现了灵长类动物的真正祖先……

现代科学家在澳大利亚发现的最古老的微生物化石，是35亿年前具有光合作用的细菌残骸。微生物“分子”是最初生命的构成和延续，接着地球上充满了无数的动、植物，人类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地球上游荡着。约在两亿年前，恐龙在地球上占据着优势；约在6500万年以前（即侏罗纪末期）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恐龙消失了，但我们的祖先可能由于采食野果、昆虫等食物侥幸存活了下来……此处笔者顺便提醒提请当代人们注意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曾经不可一世主宰地球的恐龙，是在环境恶化中消亡的，因此我们今天要引以为戒，重视生态环境！

中美科学家在2000年3月16日出版的英国权威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宣布，通过对中国江苏溧阳和山西垣曲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脚踝骨化石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这些研究反映出猴类、猿类及人类的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状态，这些动物生活在距今4500万至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

                              （二）

当今世界，无论宗教、政治和学说流派多么繁复，但“劳动创造了人类”这个命题还是被普遍认可的，因为近现代学者考可以通过古老的动植物化石、古迹等方面，科学地（如借助古化石一些元素的衰变周期，能考究清楚距今年代）证明或推测这一结论的合理。

大约在3500万年前，地球上才出现了灵长类动物的真正祖先。大约在800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了起来，并且保持了这种姿势。在这种姿势的500万年以后——即距今大约300万年时，地球上出现了人类打制的石块，石器作为人类最先制作的工具，在原始社会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有着决定的意义。人类接着用了100万年的时间，才把石器打制出像样的棱边，进入了细石器时代。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猿人是距今约180万年北方的西侯度文化期，云南的元谋猿人距今有170万年，他们已是使用石器、骨器和火的猿人。考古发现的陕西蓝田猿人距今约80万年。距今约70～20万年的北京猿人在体质上已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跟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已经能够制造、使用工具，已会保存火种，使用火和管理火，烧烤兽肉，可以熟食了。

这里我们要提到原始人利用自然的两点智慧：使用和管理火种，制造简单的工具。

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开始制造、使用工具，工具有石器、木器和骨器。更重要的是会保存、使用和管理火种，可以烧烤吃熟食了。狩猎和采集，是北京猿人主要的生产活动。与前人相比，山顶洞人取得了不少新成就，如用骨针制衣，有了用小石珠，砾石，兽牙，海壳等研磨和着色的装饰品，最大的成就是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

火的使用，特别是摩擦生火的发明，对远古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从掌握了用火，原始人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用火的足迹。借助于火，原始人可以御寒照明，抗击猛兽；保存火种，原始人便能经常吃上熟食，从而大大提高了身体素质；人工取火的成功，更使原始人可以在比较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活，从而向更远的地方迁徙。

炎帝的“炎”字就是由二“火”字组成。火不仅可以驱逐毒蛇猛兽，消灭害虫，而且火焚烧荆棘野草，便于开垦荒地，增加肥力，是开荒种地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只有火才能把生食变成熟食，提高食用价值。

恩格斯认为取火的发明比蒸汽机的发明还重要，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

在距今约4万年的时候起，中国远古文化进入“新人”阶段（人类体质的发展，大致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身体结构和外貌，跟现代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脑容量已达1300～1500毫升，属于现代人的脑量变异范围之内。

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方国，最后黄帝来了一个大统一。

黄帝时代之前大约经过了这么几个时代：有《韩非子•五蠹篇》载的“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时代”；有所谓“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易•系辞传》所说的“作结绳而为网罩，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时代。

“中国从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发明农业开始，就进入了走向文明的准备时期。约在公元前10000至3500年，出现了磨制农具，人们采集食物向栽培食物过渡。陶器的使用，使人们由直接用火改为间接用火，变烤食为煮食，变杂谷为谷食，从而引发了饮食革命，出现了永久性定居的农耕村落和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规约制度。在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粟和大量水稻遗存。人们已会建造房屋，穿兽皮和制作粗糙的麻布衣服。”（节选自寇云龙著《千古圣地黄帝陵》）

我国近现代一些史学界认为：夏代以前为渔猎时代；夏代是渔猎、畜牧和农耕并处的时代；商代是畜牧兼农业时代，到了周朝就正式进入了农业时代。我国先民从事农业活动出现在夏代之前的这个推断，是和许多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情况一致，1921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盛有谷物的陶瓶，从而推断，这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7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即相当于夏代的起迄年代，这里的古老先民们就已懂得了储备粮食和从事农业活动。在陕西仰韶文化遗存的（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发掘了大批原始农业的遗迹。半坡为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村落。

在我国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阶段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这一主要的历史时期，兴起于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的有熊国姬姓部落中产生了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黄帝。自从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构建了以黄帝为始祖、以黄河文明为中心的古框架以来，我们现在引以自豪地把中国的文明史称作五千年文明或五千年文化。1996年，我国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将我国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即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建立。

中国上古时期的最大文明之一——黄帝统一天下后，没有把战败者变为奴隶，而是把战败者变为劳动者（古史《拾遗记》中有载），使胜者、败者均能自食其力，不得再靠战争以掠夺他人财物生活。

黄帝还将其平定天下之前建立的有熊国实行的大同社会制度推广到整个中华大地，采取了“划野分州”、“经土设井（即划分土地）”、“力步制田”（均分田地）的组织措施，调动了农耕者的劳动积极性。人类文明之初，由于生产力很不发达，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得靠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生产劳动，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有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人存在。据史称，黄帝的妻子嫘祖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她还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能手。

……人类的进化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社会劳动的话，人类今天充其量不过还是和猴子、猩猩一样趴着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就不会凭借劳动工具跨入农耕文明，更不会过渡到今天的工业和信息等现代文明了。

劳动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最本质的属性，劳动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提和重要标志。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没有社会，没有历史，更不会有灿烂的文化、巨大的财富。

                          （三）

早在大约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出生于今宝鸡市天台山的神农氏炎帝，与伏羲氏（据说是占卜八卦符号的始创者，“八卦”后经周代人总结为《易经》）、燧人氏（传说以结绳为网渔猎被后人尊崇）被后人并列为“三皇”。

随着农耕文明的扩展，与黄帝同时代的另一位英雄人物——集太阳神、农业神、商业神、医药神于一身的“炎帝”出现了。黄帝和炎帝部落间世代通婚，因此我们后来就有了“炎黄子孙” 、“炎黄儿女”的代称，就是说炎帝和黄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炎帝“人身牛首”，牛后来就成为炎帝部落的主要图腾之一。炎帝给人们的最大贡献是教民耕种，开创了原始农业，故号“神农氏”。

传说神农氏姓姜，他的母亲叫任姒，是有乔氏之女，生长在姜水之滨（在今宝鸡市渭滨区石坝河乡）。神农氏的第一项贡献是“尝百草”之实（果实），察酸苦之味，他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亲口尝试植物的根、茎、叶、果，最终选定了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和许多可以预防医疗人类疾病的花草。秦、汉朝时有人留下的《神农本草纪》，是一部古老而又完备的中医药典，此原书现虽已失，但由于历代“本草”书籍转引，其基本内客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至今还造福着人类。据《易经系辞》载，神农氏的第二项贡献是“教民食五谷”和发明农具，他“作陶冶斧斤”（石器或陶器斧），“断木为耜”（ 耜si：木制犁尖）、揉木为耒（耒lei：木制犁柄）”。耜和耒是上古时代的木制翻土工具。

黄帝以后的许多继承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如舜耕垄亩的故事就一直传为美谈，传说舜种的庄稼总是比别人的好，这也是他竞选作领头人的一个理由。

我国古代史籍从《尚书》开始，一致认为，在尧帝时，就是“洪水滔天”；《孟子》中描写也是说尧帝时“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先人们只好在树上筑巢，或在山陵的岩石下居住（即现代所说的“营窟”）。

中国夏朝前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前后的几个世纪内，地球上平原地带可能到处都是洪水泛滥，这从一个流传到今天的巴比伦神话可得到印证。这一时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两河之间的地方）平原就孕育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巴比伦神话生动地反映洪水泛滥的情况，西方后来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也是从巴比伦“诺亚方舟”、“和平鸽”的传说演变来的，至今在世界范围类广为流传。和尧帝基本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每当春天高原地区的积雪融化洪水就泛滥成灾。一个叫诺亚的人听从神的吩咐造了一只方舟，还带了几只动物和一些种子，全家人坐上去，躲过了水灾。当洪水退落的时候，诺亚放出一只乌鸦，可乌鸦飞出后就再也没回来，诺亚又放出一只鸽子，不久，鸽子衔着一片新的橄榄叶子飞回来，使诺亚和家人知道洪水已经退去，万物又恢复了生命。后来，西方人就把鸽子和橄榄枝作为和平的象征。当然，神仙和和平鸽都是传说而已，真正的安宁和幸福还得靠巴比伦人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他们在和洪水的较量中，学会了疏河修渠，并利用河流定期泛滥带来大量淤泥的两岸肥沃土地种上庄稼，开创了最早的农耕文明。据一些世界史料载，小麦最早就是生长在巴比伦。

与巴比伦文明基本同时期的华夏大地，治理水患无疑也是头等大事。尧帝委派鲧治水。鲧采取在上游筑堤堵水的方法，治了九年没有见效，而且水患更加严重。尧受舜帝的委派，现场“视察”鲧的工作后，就把鲧处死在了羽山，但他却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领导治水工作。大禹名文命，也称夏禹、戎禹，相传是黄帝的玄孙。禹临危受命，以父亲的失败教训为鉴戒，采用了疏导治水的方法，辛苦治水十三年，终于降服了水害，成功地治好了“九山”和“九川”。

文学史书上经常见到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著名作家路遥的家乡延川县至今有一个乡叫“禹居”——据说就是大禹治水时居住的地方。据考证，这里所说“九山”、“九川”中的“九”，不像百谷里的“百”是泛指，而是有具体的地方——如后文讲到的“五谷”里的“五”是实指一样。九山是三开（今陕西渭水北）、壶口（今陕西宜川境内）、砥柱（河南境内黄河中部）、太行（山西境内）、西倾（青海境内）、熊耳（河南境内）、墦冢（陕西境内）、内方（湖北镜内）和汶（即岷山）；九川是弱（甘肃境内）、黑河（即怒江）、漾（源出墦冢山）、允（山东境内亦称济水）、江、准、渭和洛等水系。笔者猜测，此时大禹的功劳只是在当时人们交游少、对自然知识认识有限的情况下，传教了人们疏通江河水患的办法，或发现、考察了这些水系的地貌、流向，或者其它水系此时没有舜、尧帝所在的黄河流域水患淤积这么严重，否则是不可能治理这么多水系的。大禹以治水有功，在尧死后被推举担任部落联盟领袖，接下来他的儿子——启，通过战争的手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根据全国的山水分布，将全国划分为九大州，即著名的史称“禹贡九州”。九州按次序分别是：一是冀州（今山西、河北各一部）；二是兖州（今河北省西南部和山东省西部）；三是青州（今山东的一部）；四是徐州（今安徽及江苏的各一部）；五是扬州（今扬州）；六是荆州；七是豫州（今河南）；八是梁州（今四川）；九是雍州（今陕西）。多数州名至今一直沿用。

据传说，因大禹治水有功和尧对舜帝继位的推让，还感动了神明。上天曾授大禹一本治国平天下的天书，名为“洪范九畴”——即历史上著名的九州的来历之说。这个传说有许多神话色彩，但当时以地理、水域分布来划分行政区域，说明了古人的睿智；同时，我想这也反映了水利的重要和后人对尧、舜、禹时代的开明政治的向往和追求吧。《礼记•礼运》记载，黄帝至大禹之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共有的“大同社会”，领导是传贤制、公天下制。大禹并没有传位于儿子启，而是启经过几十年的混乱战争，战胜了反对世袭制的有扈氏（后人称该氏为义而亡），废除了禅让制。启开辟了阶级社会皇权交接的先河：从夏朝的启到清代溥仪为止的历代皇帝都是世袭。

后稷教民稼穑(音：jiase；意为播种和收获庄稼)。后稷名弃。传说弃是他母亲姜嫄在野外踩了熊迹或者是踩了野人足迹以后生下的，现代合理解释是姜嫄在野外跟踪一个男子并与之结合以后怀了孕，生下了弃。由于“迹”与姬同音，姜部落就姓姬。这个传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人（此时已进入了今史的周朝）从母系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此前一般是“父追母”而非“母追父”。姜嫄所在的姜部落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居住在邰（今陕西扶风、眉县和扬陵区交界的地方）。弃在姜族部落长大后继承了神农善于耕作的传统，成为农业生产能手。大约公元前22世纪末或公元前21世纪初，姜部落加入黄河流域以尧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尧任命弃为农师，“教民稼穑”，从此姜部落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便传到了河南、山西一带，使“天下得其利”。尧让位于舜之后，舜又任命弃为农官，让弃专门管理农业，为了表彰弃的功绩，给了弃封号“后稷”——“后”有尊称的意思，“稷”即小米是当时主要的粮食。后来人尊称弃为后稷，反而不用他的本名了。周族人认为后稷是最先种稷和麦的人。人们就把稷作为官名，把弃尊为农神，甚至把稷作为国家和政权的代称，如“社稷”。迄今陕西武功县漆水河岸还有“后稷祠”、“教稼台”等有关后稷的传说和遗迹。

从以上不难看出，劳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劳动中有所发明创造的如炎帝、后稷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他们的功绩也被后人经久不衰地流传下来……

                           （四）

女娲也是中国上古时期流传较早的创世神。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写照。传说女娲的“劳动成果”是“拈土造人，炼石补天”：她用巨龟的四条腿做撑天柱，用芦柴灰堵塞了地上的裂缝；她杀死了威胁人类生命的黑龙、猛兽、烈鸟，诛妖除害，平息洪水，给人类一个安宁祥和的生存生活环境。有关女娲的神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是较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外国的巴比伦、希伯莱、埃及农业文明古国也有“以土造人”的传说；也反映了远古劳动人民在艰难的生存的环境下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智慧；同时也说明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社会地位。

最早的劳动型美女出自《诗经》，其广为人知的就是无名的“窈窕淑女”，淑女一出场就是劳动的场景：“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荇菜是今天水芹菜的一种）。  

在《诗经•秦风•蒹葭》中有月光下的劳动型美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在“关关雎鸠”的环境下，这些美女之所以吸引男子“君子好逑”，皆因劳动时优美的姿态。

晋宋时温子升的《捣衣诗》：“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描述了捣衣（洗衣服）的女子用洗衣来寄托对远方从军丈夫的思念。

南朝民歌《西洲曲》中有“低头弄莲子”、“仰首望飞鸿”的采莲女，劳动中的美女流露出难以言说的柔情之美。

三国时期的曹植在《美女篇》中以采桑的美女来寄托自己向往的美女：“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曹植的“向往”当然只是虚假而已，凭他的身份地位是完全可以问清采桑女姓名的，甚至可以把采桑女娶回家的，但他不会这么做，只是向往而已——因为在他的眼里采桑女不是“门当户对”的……

古代最出名的劳动型“美女”莫过于“纺织女神”——黄道婆。从“黄道婆”这个土气的名字里，我们肯定想像不出她的外表有多美。她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线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后来她只身流落到现在的海南崖县，向黎族同胞学精纺织技术后又回到家乡上海为乡亲们“传经送宝”。饱经磨难的无情岁月可能早已在她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终日一门心思搞纺织无暇像富家小姐那样去化妆，皮肤一定很粗糙……但我还是把她归到中国古代美女之列——因为今天人们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时就不应该忘记她；同时用今天的“时髦”话是：劳动人民是最光荣的，劳动着的女人是最美丽的！

黄道婆大约在公元1245年（南宋时期），生于上海乌泥经镇（现在的华径镇）的一个贫苦人家。生日只所以是大约，是因为一则黄道婆在中国古代官方的文史里没有记载（这点小事即可看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轻视），二则黄道婆处的时代正是宋元更替、兵荒马乱，南宋王朝山河破碎、割地求和、出卖汉民族利益之际。她在纺织上的贡献是靠民间口传得来的，上海一带一直流传着世代相传的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黄道婆的革新技术是在纺织工具（纺车等）和“错纱配色、缩线挈花”的织造技术方面，在她的带动下，上海、松江一带成为中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而经久不衰，十八、十九世纪松江布远销欧美，有很高声誉。黄道婆死后，当地人民深刻怀念，为她修建了祠堂——先棉祠。2006年根据史实传说为题材改编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黄道婆》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人们同时尊黄道婆为“中国纺织女神”……

黄道婆的长相也许真的不美，但她为人类创造了美，也为人们留下了值得纪念的美——这是大美！

社会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也是一种权益——无论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拥有它。社会文明应在“阴阳平衡”即男女平等、共同劳动中发展。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劳动权利剥夺、进而降低妇女地位的制度也尤为多弊端。

女人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吟诵“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期，李后主的一个妃子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靠身体变形整出的“美女”，实际上是为取悦男人的。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了民间，这与现代穿高跟鞋、束腰瘦身和手术隆胸之类有异工同曲之处——都是属于自残之类，只是程度、作用略有差异。

勿容置疑，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剥夺妇女的劳动低位从而成为男人的附庸，是我国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落后于倡导“男女平等”的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人们的劳动类型，可以划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绝无高低贵贱之分。

体力劳动无疑是人类最初的劳动形式，但如果没有脑力劳动的融入，人类是不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始时的创造发明可以理解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标志。黄帝是文明初祖，黄帝时在衣食住行及劳动工具等各个方面的发明创造，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二十大类、好几十种。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繁荣，春秋时诸国的“百家争鸣”、私学的出现，使脑力劳动者从体力劳动者中明显分离了出来，此时的国家管理者自不必说肯定是脑力劳动者，百家争鸣的各学派的著书立说者、私学教授者等也成为了脑力劳动者，一些谋士、策士、甚至各国君王豢养的食客、门客也归到了脑力劳动者之列。此时脑、体区别的标志，从事生产劳动的是体力劳动者即“劳力者”；“劳力者”之外的就是“劳心者”。

墨家是重视体力劳动的。墨家学派的领袖叫墨翟，出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470年—381年）的小国。墨子出身于平民，一生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呕心沥血：“施教四方，席不暇暖”，“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然而由于墨学代表着平民的利益，所以不被统治阶级看好。

基本从春秋时起，重脑力轻体力、崇拜“劳心者”鄙视“劳力者”的现象彻头彻尾地出现了，一演绎就过去了两千多年……

令人遗憾的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想象，在今天依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09年“五一”劳动节时，轻视体力劳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年4月28日《陕西日报》的一篇《让“劳动光荣”扎根孩子们的心灵》（作者周荣兴），我看过后和本文作者一样感慨甚多。文章说到，“五一”前，一位班主任在班上搞了个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48个学生中，有38个学生不喜欢劳动；43个孩子表示长大了宁愿在家也不做普通工人农民；40个孩子希望将来当明星或大款……这个调查不一定有代表性、题目设计也不是很科学，但是我们周围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却比比皆是！

扪心自问，现在我们有几个家长教育自己的孩子说：“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优秀的清洁工？”我觉得周荣兴从“他们（上文中的学生）的想法中，却可以窥视到长辈们教育引导孩子在人生道路上前行时的不足”等句子发人深省。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只是劳动的不同分工罢了，缺一不可，应并行不悖地发展，任何歧视体力劳动者的观点和做法，对于现代人类社会自身发展都是有害的。

                                （六）

人类目前在劳动方面的处境，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劳动机会严重不均衡，一些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愈来越少——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如今的一些国家，资本独霸了世界，随着资本占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富者愈富穷着愈穷的境况会愈演愈烈。一些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极大地占有，甚至到了“资本排挤人”的地步……

“劳动也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当一些人的劳动权利和成果被侵夺时，这个小小的地球村的人们怎么去平等、和谐呢？！

——醒醒吧，“地球村”的“强人”们！

顺便侃侃，人类发展到今天，人们用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来积极地增强体质，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体力劳动的另一种“兴趣型”演化——这是人类智慧的提升。但笔者提醒大家心里要清楚一点，在社会意识方面，这种娱乐型的体育锻炼，是代替不了“劳动观”的！举个简单例子，封建王朝贵族们都喜欢狩猎，如果把这也认作是一种劳动的话，起码它是培养不出劳动观念的，培养不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尊重的感情的。

 （秦禾（省职工作协注册）作者本名：秦宏亮  陕西省延安市储备粮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