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深情忆父母

王文斌、王文权

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亲爱的母亲不幸去世已整整两年了。在怀念父母去世的日子里，我搜寻记忆中的往事，把它展现给世人，作为对老人的最好纪念。

我是父母的长子，因父母于建国前的1947年和1948年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第二野战医院服役。我于1949年农历8月25日出生在父母部队驻扎的山西省临汾市新绛县的一个小镇上。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我随父母进驻西安的西北制药厂，父亲制药，母亲当保育员，我幼小。1950年全国兵员大精减，父母响应组织号召，复员回乡支援农业生产，我也随父母回到了吴堡县李家沟区安家山乡后胡家山村，开始了漫长的农村生活。

当我长到6、7 岁时，也就记得母亲在家纺花织布，缝新补烂，操持家务；父亲在地里劳作、村里负责。他曾担任本村团结农业社社长、大队长、会计、出纳等职，还保管着村里每年正月闹秧歌用的伞、扇子、丝布、锣鼓铲及其他演戏装饰品。大概是1958年，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父亲作为村里的负责人，当然要以身作则投入这个运动。父亲在大跃进中带头苦干，并组织村里社员修梯田、打坝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父亲他们曾和邻村安家山村联合起来填沟打坝造农田，也主持全村人在一起吃“大锅饭”；动员社员们捐出废铁大炼钢铁,那时真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极左路线盛行，谁也没办法，父亲他们只能响应号召与时俱进了。

父母除了在村里大干苦干外，还要担负起一家七口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重担。那时奶奶去世早，爷爷常年有病，加上老人年事已高，叔父姑姑们也未成家，因此他们的吃喝拉撒也得父母帮助料理，其中负担的轻重便可想而知了。

五十年代后期，父母虽然年富力强，可每天事务特多，劳动繁重，白天组织社员上山劳动，晚上召集社员记工开会、排解矛盾，安排农业生产，分配粮食蔬菜，筹划家里人的衣食住行，真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与此同时，父亲动员母亲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修田打坝上夜校喂蚕。母亲因给队里喂蚕喂得好、摘茧多，被评为全公社的“养蚕能手”，出席了县上召开的“吴堡县养蚕能手表彰会”。父亲还隔三差五组织农民上夜校，由他主持农民夜校，进行扫盲识字，因为他是村里负责人，又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说还算高的，所以，扫盲就成了他义不容辞的任务了。父亲当时还是村里农经站的站长，1959年8月，他还去绥德参加了农经培训半月多，曾留有毕业照，可惜已不保存了。

最使我一生难忘的是移民一事。1961年，我当时12岁，二弟探明斌10岁，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国家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陕北又是贫困地区，父亲作为大队长，清正廉洁，对当时村里书记等人的贪污行为几次予以阻止，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有除掉后患之心。这次借着移民运动，村书记伙同个别驻村干部，要求我父带头移民。由于家乡人历来有民俗和传统习惯，总认为“金圪崂、银圪崂、丢不下自己的穷圪崂”，因此村民们大都不愿意背井离乡，我们一家当然也不愿意去，村里的移民局面一时打不开。这下惹恼了村书记和驻村干部，他们硬下指标，叫我父亲以一个村干部、共产党员的名义，带领村里10多户农民去延安南路移民垦荒。我父母坚决不同意，村里便天天开会讨论，村书记丁ⅹⅹ和驻队乡长李ⅹⅹ、干部慕ⅹⅹ、慕ⅹⅹ等在我村王生华大爷的边窑里成天数教我父亲，说后胡家山村没有我们一家人的脚踏之地，从今往后，一不给分地，二不给分粮。万般无奈之下，年仅三十七岁的父亲只好执行政策，答应带头移民，将母亲及两个妹妹、弟弟文权留在家中，领着本村16户农民约60多口人，在六一年正月十五背上简单行李，办了全家七口人的户口及他的组织关系、复员军人手册，带上我和二弟探明，从本村双沟岔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到了宋家川镇。因当时吴堡和绥德并了县，由绥德县管辖，宋家川只为镇政府所在地。当天下午镇上给移民手续上签了字压了章，我们于农历正月十六日乘着大卡车经绥德向延安方向奔去。后来听说因延安县条件好，移民人数已安排满，上级便将我们转办到条件很差的延长县落户，于是我们便来到延长县郝家铺乡岳口区孙家屯村定居，有关移民手续及父亲的组织关系、复转军人的手续也都安在这个地处深山老林的村子所在的郝家铺乡政府。

孙家屯村坡大沟深、丛林繁茂，野兽出没，是一个只有50多户人家、140多口人的穷村子。该村荒地多，人口少，水质也不好，村里原有人口大部分是患  大关节病的瘸子、拐子，或是缺腿少胳膊的残疾人，像我和二弟及我们同去的村里人健康活泼的孩子很少，所以我们兄弟二人和同村伙伴到这个村子里后，当地人很稀罕，每天大人小孩经常围着我们转，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又像北极人遇到了外星人那样稀奇。

安排好我们及一同移民来的10多户村民的生活、生产后，父亲的工作步入了正轨，当地乡村领导要求我父亲也参加该村的一系列会议，如移民安置会、党员会、村民会。乡村领导推荐我父亲列入当地村干部队伍中，经过半个月的考察，把他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让我父亲安下心、扎下根，在这里干一辈子。

本来我父亲就反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不愿意移民，再说一家人分在两地总不是长久之计，何况这里山大沟深，野兽嚎叫，狼曾吃了村民的几个孩子，更加剧了父亲不准备久住这里的信念。白天父亲把我和二弟锁在土窑洞里他上山劳动，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抽烟解闷。有时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一锅又一锅地抽着旱烟，从此便留下了严重的肺气肿、心脏病……

自从父亲带我们兄弟俩到延长移民之后，母亲成天带着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家中哭鼻子，她一来想我们兄弟二人，二来没户口，村里也不给分地分粮，连国家供应的紧俏商品，如油盐酱醋及棉花票、布票也不给，村里书记还三天两头来我家寻事，扬言要将我母亲他们四人赶出村去。无奈之下，母亲便背着三岁的小妹爱军，拖着五岁的三弟文权，带着九岁的大妹爱则一路哭、一路走，徒步三十里到本县辛家下山村我大姨家躲难。有时回家后也吃不上个好饭，只好吞糠咽菜，瓜菜充饥；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看到我们在延长的移民苦日子，母亲及弟妹便大哭一场，以泪洗面、好不恓惶。

到了三月下旬，父亲接到由我三姑代母亲写来的问候信，诉说家中艰难，越发加剧了父亲脱离延长、返回老家的念头。当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父亲悄悄来到和我们一同移民在孙家屯居住的我三爷爷王生玉家，说：“三叔，村里让我带头移民，这次我准备带头回老家，种起的玉米等作物你们收割去，告诉移民的乡亲们，不想住了就给回跑，这个移民政策不符合群众心愿，我带头回”。三爷爷说：“你先回，我们今年下来也回来呀”。晚上十二点多， 父亲低声告诉我们兄弟两回家的决定，我俩喜出望外，父亲打捆好三人的简单行李，拿了些芒豆面干粮，便悄悄带上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踏上了返程。我们父子三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更半夜一步一步地翻山越岭，过了几道沟，爬了几座山，赶天明便行了六十多里。经过三夜四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在五月一日到了绥德，见了在县委工作的李保华我大舅。在他处吃完饭后，大舅打发路费干粮让我们抓紧赶路，我们父子三人又步行两天来到了吴堡县辛家下山村大姨家，休息两天后终于回到了老家后胡家山，离散了一百多天的一家七口人终于团聚了。

我们回村后，村书记及驻队干部说我父亲是移民偷跑对象，村里没户口，不给分地，也不给吃粮，更不给分其他短缺商品。面对当时的高压政策，父母亲坚定地说：“天无绝人之路，没户口当黑户，没地开石坬垦荒地”。于是我和二弟上了学，大妹爱则照看三弟文权和小妹，还要做饭喂猪喂鸡，父母就起早摸黑去村里前山上开荒种地。他们把石坬上的荒坡掏过，石块拣掉，种上糜子、谷子、高粱、洋芋、芝麻，也许苍天有眼，父母早出晚归在荒坡石坬上种的庄稼丰收了，不但够七口人家的食用，还有积余。

那时候开荒种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次父亲在上坬上掏地，母亲就在下坡上拔草，父亲掀起筐子大的一块石头向下坡滚去，母亲只顾低头拔草，眼看看石头就要滚下来砸中母亲，母亲听到“嗖嗖”的声音，向右一闪，石头从石崖上滚下去，父亲惊呆了，口中喃喃自语：“好险啊！”“好险啊！”还有一天晚上，父亲带着我，背一毛布袋洋芋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掉进两丈多深的山谷中，我连喊带哭：“救人啊！”“救人啊！”我的尖叫声惊动了过路的人们，在村民的帮助下，才把父亲救上来。

就这样，父母没黑没明地操劳，两人都落下了一身病。当年下来，党和政府检讨政策，认为当时的移民政策有违民意，不是好政策，就放松了，外出移民的村民也陆续回到了村里。移民政策松了，村里300多口人分成的四个小队，一队尽好人，他们一商量便接纳我们全家为一队社员，我们一家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1964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全国展开，我村党支部书记等人贪污公款公粮的事实被揭露后，受到县社的批判与处分：撤职、开除党籍、变卖家产赔退，而我父亲也因当过队干部，经清帐小组查账，负责任10年整，账面没出分文差错，被县上干部和社员群众誉为清正廉洁的好队干，又一致选举他当了人民代表、一队会计，并连续三次参加了县上的人民代表会。

父母的一生，是最艰辛、最劳苦、最不平凡的一生，是常人很少经过的峥嵘岁月。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儿女，我们终身难忘，永远缅怀，父母的高风亮节永远启示、感染着我们，父母之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敬爱的父母！安息吧！子女永远怀念您！

          201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