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信息闭塞，对于北大的听闻，幼年是造反派北大首领聂元梓；聂元梓失事后，中央警卫团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和毛泽东机要员谢静宜执政北大，于是这两个人又成为北大的象征。青少年时期，国家恢复高考，校长在台上呼口号，要求学生“跨长江、过黄河、进北大”，群情激奋；但由于自己数学成绩太差，终因底气不足而未敢填报北大，到了一所笔者至今认为比北大优秀的大学——吃不到的葡萄未必就酸，但笔者一贯坚持已经吃到的葡萄全球最甜。最近对于北大的关注，是因为东方学宗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他去世了。季羡林也曾勾起笔者幼年的回忆；因为在季羡林眼里,“文革”时北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是坏人。他在《牛棚杂记》一书中的一些回忆对聂颇多微词,说他受罪是因为得罪了聂元梓,他甚至称聂元梓是“破鞋”。

除了这些，笔者的记忆里对于北大，没有什么大印象。如果有，就是前几年卖猪肉的北大才子。但北大才子卖猪肉，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不卖人肉就行。但有些北大人将人肉的良心当猪肉卖，却在中国不引起轰动，才是一件大怪事。

去年笔者才真正认识了北大，觉得它了不起。这，是因为北大毕业的范美忠，人称范跑跑。在一片假道学、伪正义者对他的围剿中，笔者很写了几篇文章为他喝彩。

但同时，笔者也为北大感到悲哀，因为60年来，北大仅仅只培养了一个范美忠。

凤凰名博卫金桂的最新博文，让笔者又来唠叨北大和范美忠。笔者偷懒，就先抄袭一些卫金桂博士的文字。

卫金桂博士说，汶川地震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紧张施工，目前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正式建成。五万多件展品陈列其中，范美忠的眼镜被列为展品。对于范美忠在大地震中的行为，笔者当初有不少文字见诸报端和网络。作为一个灾民，如果他舍己救人，是崇高的；跑出来逃生，同样让人理解，而敢于承认自己就是跑了，那番真诚和承认的勇气，对干着鸡鸣狗盗勾当念着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伪君子们是绝妙讽刺。

中国人的私德很缺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动辄想永垂不朽，想名垂青史，想留取丹青照汗青。而对别人的惩罚，也最希望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家陆天明在5.12后就发表长文，题目就是把范美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范的眼镜本次被选列其中，博物馆承办方的意思笔者不详，但当下的部分理解者，还有将来的部分正人君子，肯定会将这副眼睛当作范美忠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证据。

范美忠这次献出眼镜，再一次彰显出他的非凡魄力。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应该不陌生中国人写历史的方式，和采取将历史事件污化扭曲的惯技，尤其在中国蔑视人性而将道德凌驾于历史评判的大环境之下，此举本身就是飞蛾扑火，而他如大地震后一样勇敢，还是做了。我想，未来的中国人评判这幅眼镜时，哪一天将个人生命的价值看成首要，不再坚持将它作为别的生命或其他所谓各种伟大事业的附属品，而是尊重每个人生命的平等价值，遵从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意愿，主张通过人的团结和协作，保护所有人的生命，中国就进步了。

卫金桂博士说，为了范美忠眼镜的展览价值更为清楚明白，有几个“君子”的相关言论，包括图片、文字当陈列在一起，他们是：郭松民作客凤凰时痛斥范美忠的照片、最好是视频；余秋雨的《含泪劝告震区灾民》，“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于丹的“让我们替死者很好地活下去”；王旭明梦里对范美忠的怒斥及教育部在5.12后关于教师行为规范的条例；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纵做鬼，也幸福”、“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对于卫金桂的最新博文，有人评价道，“范美忠的勇敢和真实在当今中国又有谁能与之相比，如果说中国还有希望就是还有范老师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有人说，“失职、渎职、贪腐的官员比比皆是，要论对国家的危害，随便拿出一个也比范美忠严重得多。相比起来，范老师承受的惩罚太过了。”当然，君子就是君子，哪怕是伪的，至今还在范美忠面前“道德”勃起：“范美忠应该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感到负疚，北大应该为培养出了这样的‘才子’而负疚，中华儿女因为出了个范美忠而倍感羞耻……”；笔者不知道这样的表达者，自己是如何地有“责任感”，无非是应了卫金桂所说，这样的人，其实“私德很缺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动辄想永垂不朽，想名垂青史，想留取丹青照汗青”。

范美忠仅仅说了真话，当时他的行为也并未伤害到任何人。可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地震中伤亡，灾区的倒塌校舍死了那么多学生，至今却无问责结果；这些有“道德”的家伙对此心安理得，在这里却要“范美忠应该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感到负疚”！这德行真让笔者作呕。

在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责任感，但最没有责任感的人，往往将责任感三个字喊得最响亮，就如贪官最喜欢在台上口沫四溅地反腐败一样。而笔者认为，范美忠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在这个说假话和虚伪表达成为时尚的国度，敢于用真话将自己点燃，成为一支自焚的蜡烛，洞穿虚假灵魂的黑暗，让人知道光明磊落的珍贵。

笔者觉得北大了不起，是因为北大培养了范美忠；笔者也为北大感到悲哀，是因为60年来，北大仅仅只培养了一个范美忠。笔者也许孤陋寡闻，但笔者的记忆中，似乎北大60年来所培养的学生中，并没有比范美忠更能如此胸襟坦白的人，也并没有比范美忠更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身体力行北大校训的人。

北大校训，是广为人知的“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早在2003年2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金开诚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漫话校训》一文。金教授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都令人大为激赏。可是作为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金教授竟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他说，“不论同哪位（北大）老友闲谈，首先提到的总是‘相容并包’，因为这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主张，后来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故而广为人知。”，可是广为人知的，却是“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金教授惜墨如金，硬是把“思想自由”四字给“惜”去了。其实不但是金教授，现在几乎所有的北大人在“正经场合”都会“惜”掉这后四字。“惜”掉下半截，仅剩前半截，金教授还要打对折，说“相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金教授是大家，见多识广，可这样的雄辩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凡是强调“历史条件”特定，实际都是“现实条件”特定；因为即便是在蔡元培时代，仍然可以对“相容并包”提出质疑；比如强奸的行为，北大岂能“容”它？轮奸的勾当，北大岂能“包”它？可当时却没有人这么质疑。世上的事物，如果要否定它、淘汰它，定然可以找到堂皇的理由，这就叫“何患无辞”。

但即便是在金教授看来“很有道理，无可置疑”的两个例子，“分裂祖国的言论”和“歪理邪说”仍然可以“相容并包”，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里就非常“相容”魁北克人“分裂祖国的言论””；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上，也大讲历史上的“歪理邪说”，比如白莲教、太平道之类，在历史上它们都被视为“歪理邪说”，如今却被北大“并包”。1966年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毛泽东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并批示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从而北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名声大噪，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后来连东方学宗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也说聂元梓是“破鞋”。可见，什么是“歪理邪说”，并无最权威的判断者。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野蛮的一方便索性连“相容并包”也像割阑尾炎一样地给一体挖去。因此，蔡元培先生这八个字到如今，就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堂堂北大，连校训都要东找西挪。

对此，有一个后来的“北大的同志”说了，除了“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汉语里再没有别的组合能比这八字组合更能“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的了；谁淘汰这八个字，谁就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

在北大担任6年校党委书记的任彦申教授在其《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书中说，北大历来以文理学科为主、以基础研究见长，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重学而不重术，可以说是北大的传统。北大更看重在认识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思想、新见解；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北大常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北大包容性较强，颇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风度，各种不同意见都允许发表，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都允许存在。

后来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的任彦申教授关于北大的概括应该是准确的，它就是蔡元培“相容并包，思想自由”校训的阐明。然而，笔者从金开诚教授的文章中，却看出北大的传统从“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重学而不重术”已经蜕变为“重政而不重学、重势而不重道、重术而不重学”了。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而五四运动是北大师生的杰作，其宗旨就是“科学”、“民主”，但90年后却被北大说成是宗旨是“爱国”——当然这也没错，崇尚“科学”、“民主”的目的本身就是爱国；只是味道大变，此“爱国”非彼“爱国”，是“历史条件”的特定匍匐于“现实条件”的特定而已。

在这种“现实条件”的特定下，蔡元培“相容并包，思想自由”校训，当然要被阉割。

因此，范美忠能如此胸襟坦白、冒天下之大不韪，身体力行地践行北大校训，让笔者感佩。特别是范美忠践行被现在几乎所有的北大先生们“惜”掉的“思想自由”，更是意义非凡。——有人说，如果你被废墟压着，你还喊个屁。但事实是，许多人已被废墟压死，可活着的人连喊的勇气与道德都失去；人们正在被废墟压着，却去高唱废墟的伟大和荣耀。同范美忠相比，这显得多么的缺德与无良。

北大教授季羡林教育学生，“说真话，不说假话”；但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60年来，北大唯一就培养了范美忠。笔者希望今后6年，北大能有更多的范美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