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秘史《白鹿原》为何没能走向世界?

民族秘史《白鹿原》为何没能走向世界?

2016-05-03 08:45:33    2074次点击               发布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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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代文学巨匠陈忠实于2016年4月29日上午病逝。作为陈忠实代表作的《白鹿原》,普遍被认为是一部“中国民族的秘史”,然而在现代语境下,却始终无法找到受到国际认可的途径。在书评人唐山看来,《白鹿原》完美地契合了当下国人的认识结构、情感结构,承接了中国小说“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主题表达,只有深谙时代与命运拨弄的中国读者,才会真正被它背后的苍凉所打动。而面对生命的苦难,东方文化的解药是逍遥,西方的解药则是拯救,从拯救的角度看,《白鹿原》既无解决方案,也无归宿,陈忠实只好借白孝文的口说:“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

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

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

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

陈忠实留下的古体诗不多,这首大概可算是他对《白鹿原》创作的一个总结了,所谓“十年无言还无言”,因为《白鹿原》从1983年构思到1993年完成,恰好是十年。

陈忠实来到人间,似乎就是为了来写《白鹿原》。

在这本书之前,陈忠实的作品很少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在这本书之后,陈忠实也未再写出同样精彩的作品。著名评论家霍达先生曾这样评价《白鹿原》:“原先的陈忠实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陈忠实站到了面前。他在什么时候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参透了物换星移、鱼龙变化的奥秘?”

陈忠实成名后,采访过他的人不少,相信许多记者会在心中暗暗诧异:“真是这个人写出《白鹿原》的吗?”在某些方面,陈忠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缺乏常识,而一个尚未完全读懂当下的作家,又如何能写出超越时代的东西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白鹿原》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有过”的小说,可它却并不是国际影响最大的中国小说。

我们常常以为,文学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可在现实中,这句话其实未必成立。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截然不同,在很多时候,彼此很难达成共鸣,《白鹿原》即为一例。

《白鹿原》为何能震撼中国读者的心灵?因为它写出了一段民族的“秘史”。在这段历史中,有“义主”的化身白嘉轩,为了心中的理想,虽九死不悔;有“忠仆”的化身鹿三,恩怨分明,绝不僭越自己的身份;有奸贼的化身鹿子霖,即使不利己,也要损人;有大儒的化身朱先生,竟一人斥退20万清军;加上浪子黑娃,“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却最终幡然悔悟;还有荡妇田小娥,介于人妖之间……纷纭的人物,契合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全部想象,但更关键的是:在小说中,不论好人怎样历经磨难,变成了坏人,乃至坏人怎样遭遇震撼,转而成为好人,他们最终都是失败者——善也罢,恶也罢,一切终将烟消云散。在时光的眼中,每个人的坚持与放弃,其实毫无意义。

正如霍达先生所说:“几乎每个人的生死祸福,升降沉浮,都是难以预料的,出人意表的,却又是不可逆转的,合情合理的。”

也许,一言以蔽之:谁也逃不出命运的拨弄。表达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从《东周列国志》的“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到《三国演义》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乃至《红楼梦》中的“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其实都未离开这个母题。

只要是历史,就会有人的悲剧,就会以个体被淹没为结局。这不仅是文学赋予我们的认识,也是我们自身成长中获得的经验。从童年的自我中心,到被动融入社会,谁不曾经历一个伤痕累累的心路历程?白嘉轩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或者,只有中国读者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话,才会真正被它背后的苍凉所打动。

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去的百年充满波折。我们上下求索,一次次误以为找到了挣脱现实苦难的钥匙,可每次用它打开大门后,却发现门后藏的却是下一次苦难。被激情、忠诚、热爱、逻辑一遍遍狂虐之后,除了幻灭,我们还能再说什么?曾经坚信过的一切,已归于消逝,那么,除了历史,还有什么能安慰此岸的苦痛?

是的,历史为怪异的现实提供了合法性——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时,我们至少可以这样回答:不用问了,历史从来如此。

依靠对历史空虚、恒久的想象,我们化解了一切追问,也原谅了自身的全部过失——曾经的罪过源于过程,谁也无法做得更好,我们只能接受结果。

毫无疑问,《白鹿原》完美地契合了当下国人的认识结构、情感结构,所以消遣者中能从中找到好故事,纠结者能从中找到安慰,负罪者能从中找到解药,甚至连猎奇者,也能从中到宣泄。

然而,在不同语境中,情况则完全不同——面对生命的苦难,东方文化的解药是逍遥,而西方的解药是拯救,可从拯救的角度看,《白鹿原》则显得有些含糊。

毕竟,历史并不永远冰冷,也并不只是“成住坏空”那么简单,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也会喋喋不休地抱怨历史的“永劫回归”,他一遍遍指出历史本质的无序,但这个指出本身,就带了无限的留恋在其中。而在《白鹿原》中,虽然不是“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可既无解决方案,也无归宿,陈忠实只好借白孝文的口说:“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活着就有希望”,毋宁说,无数次潮起潮落,让“希望”早已无法为我们提供什么动力了,活下去,只能靠习惯,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很难说拯救与逍遥谁优谁劣,西方文明从两河时代起便已是集体耕作,共同维护水渠等公共设施,而东方文明则从一开始便以个体耕作为主,所以前者发明了乌托邦,后者发明了桃花源,外表相近,但两者之间却无法互通有无。

不否认,确有一些经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得到了共同的推崇,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彼此对经典的误会,远远超过对经典的共识。人是靠直觉来欣赏的,直觉貌似是个人化的产物,其实是教育、环境、社会的综合体。一个在现代都市中为时尚而烦恼的洋人,如何能被白鹿原上的农民打动?剥去怪异的故事,则剩下的部分将被视为“啰嗦”,而那些“啰嗦”其实恰恰是《白鹿原》的精华所在。

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既然文化的深度沟通如此难以达成,则《白鹿原》在国际文坛没有引起足够大的反响,应属常态,倒是那些得到国际文坛认可的作品,反而更可能是有问题的。

作者简介:唐山,书评人,现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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