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春）

创作倘若没有生活，就如同武术没有功底，技巧再高明，也是“花拳绣腿”。书本是理论、是捷径，是教我们写作的技巧，如同武术的套路；生活是实践、是积累，是我们写作的源泉，如同武术的基本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历多了，阅历就丰富，自然就不会咋咋呼呼、大惊小怪。

对于病人、尸首，医生司空见惯，家属悲痛欲绝，他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工作性质要求他镇定、冷静，如果凭此下结论医生麻木不仁，那就大错特错。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时候，如果自己的文字把自己都感动了，那一定是有厚度和深度，定会感染读者。

行走在文学的字里行间，畅游在艺术的浩瀚海洋，就是选择了快乐健康、高雅情趣、轻松浪漫，远离了空虚无聊、是非争端、攀比妒嫉、庸俗污垢，文学为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她留住了我们的青春，留住了我们的记忆，拉长拉大了我们的有限时间和空间，使我们的生活更有质量、更有情调、更丰富多彩。然而，生活中，常听到有人说，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从不写新闻报道；还有人说，我是写散文的，从不写什么曲艺。从他们的语气中，我嗅到不屑写新闻和搞群艺创作的味道。

我以为，撰理论、采新闻，使人思维敏捷，逻辑严密，语言精炼，能培养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写诗歌，需想象，能锻炼人“穿越时空”的超强能力；编戏曲，讲究结构布局，人物刻画，使我们更注重故事性、观赏性和“出乎预料”。各个文种，不是水火不容、截然分开的，大家同在一个游泳池，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都好看，相互欣赏才赏心悦目，大作、力作，各种文体都用得上，全能冠军分量最沉。君不见大凡流传下来有影响的作品，哪一个不是站在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制高点去审视、去确定作品的主题和描写的手法？那种卿卿我我、没骨没肉、无病呻吟、故作多情，我称之为精神病院、医院、妓院的文章，终究会被人唾弃。

文艺是自由的，文艺家的精神也是自由的，但我们所说的自由不是信马由缰，不是游离于我们的社会大形势之外。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某些人只讲一面，就是看群众喜不喜欢、高不高兴、欢不欢迎，好像群众喜欢、高兴、欢迎就行了。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习总书记明确地指出，“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非常重要。

文艺事业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所以文艺工作理应被纳入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范畴，予以高度重视。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娱乐功能，抹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功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习总书记说：“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作家和作者只一字之差，但境界却应有天壤之别。 “作家”的称号是人民和权威机构认可赠予的，此时的他已不是他个人，应当是人民和祖国的作者了，理应为人民呼、为国家鼓。汶川大地震，急需鼓舞士气战胜灾难的作品，你还在那儿不通时宜酸不溜揪地姐呀妹呀情意长的，合适吗？山洪暴发、泥石流肆虐，这儿惊恐万分，你却不识时务，手舞足蹈地“抒发”山美水美人更美，妥当吗？

其实，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在抒发感情，归根结底是在写“人”。有人以为戏剧小品是以故事取胜，其实不然，好的戏剧，依然在刻画人物，故事情节因人而生，反过来说，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物，才有那么一场惊心动魄、悲戚离合、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咏梅、赞松、誉竹，是因为“岁寒三友”习性和特征，恰能激励我们克难奋进、勇往直前，正因此，代代文学志士象宣传民族英雄一样，歌颂她、赞美她。

当前，脱贫攻坚任务在即，更需我们冲在一线，创作能够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坚定脱贫攻坚致富信心，增强基层干部脱贫攻坚信念，激励干事创业动力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不朽的传世作品的文艺大家们，曾经撑起他们生活时代的文学天空，就是因为他们把眼睛看向火热的生活现场，看向大地的深处，这是从事文艺创作的本分与良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真诚希望我们的文艺家时刻铭记一个文艺家的责任与使命，永远保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作风，用科学的态度和真实的笔触去关注、去记录，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精神的好作品来。作家就应有社会担当，引领潮流，弘扬正气，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此文获陕西省职工艺术节征文文学评论类一等奖  安康  王建春 ）

【作者简介：王建春，男，县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从事教育、法律工作，现任平利县文联主席。1988年发表处女作小小说《灵灵吃桔子》获市级奖，近五年，有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评论和曲艺作品获市以上奖励，其中，短篇小说《娘娘庙遇险记》获中国小说学会“文华杯”奖，散文《爷爷的茶》获全国茶故事征文奖，评论《平利女作家当飞更远》获陕西省首届职工文学网络征文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