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天，张永明（后排左一）和家里人在工作场所的合影

　　安康最早的民营企业、安康商业流通领域的家电“老大”永兆公司陷入股权纠葛。今年夏天，该企业的幕后老人——70岁的张永明一纸诉状将老伴马兆兰和四个儿女告上法庭。

安康最早的民营企业、安康商业流通领域的家电“老大”永兆公司在当地威名赫赫，第一个在市区矗立起企业标志性大厦，第一个将肯德基引入安康。而今却陷入股权纠葛当中。

　　这场自2009年逐渐显露的股权争夺战，在今夏开始成为当地人的谈资，该企业的幕后老人——70岁的张永明一纸诉状将老伴马兆兰和四个儿女告上法庭。人们唏嘘之余，慨叹曾经的美满家庭，如何竟走到今天这般田地。

　　永兆公司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安康市区内的地标建筑——永兆大厦，巍然坐落于香溪路与巴山中路的交叉口。在这座总面积上万平米、估值过亿的大厦周围，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大厦醒目的“KFC”（肯德基）以及打着“永兆”字号的宾馆、商场，似乎在向人们说明，能在这样一处黄金宝地扎根立足，该具有怎样的经济实力。

　　从摆地摊卖草帽到“家电巨头”

　　在安康，提起马兆兰，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个子不高、语速极快的前粮站职工，不仅像个老母鸡一样护佑了四个儿女的成长，更以难得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一家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马兆兰一家的生意，是从摆地摊卖草帽、瓷盘瓷碗、儿童玩具开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张永明是安康市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安运司）材料供应科科长，主持安运司交通器材公司的经营。该公司是安康最早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集体企业之一。

　　那时一家6口人借住在粮店10平米不到的小屋里，马兆兰还是临时工，仅靠张永明一人的工资，要养活四个孩子，极为艰难。由于常出差，张永明较早感受到南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出差回来就捎带些草帽、瓷盘瓷碗等商品回来，让妻儿摆摊销售补贴家用。

　　马兆兰自己再进一些儿童玩具，开始领着孩子们在安康老电影院对面、安运司门口等地，摆摊卖货。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孩子们的头发是马兆兰理，衣服也是买料子自己做，甚至做饭烧的石炭也是自己砸。

　　1984年，老大张俊想做生意，拿了家里积攒的一万多元与人合伙开店，没多久就因资金被骗，草草关门。马兆兰没有气馁，继续带着张俊、张文、张峥嵘、张刚四个孩子摆摊，卖电子琴，后来又开电器修理部。

　　1989年，一家人开了第一个经济实体“安悦餐厅”，马兆兰主厨，老大老二协助，三女张峥嵘做服务员，张永明帮着送菜、打杂。当时老四张刚还在上初中，一放学就来帮忙，在全家人的努力下，餐厅生意很好。

　　一年后，看到服装生意好，马兆兰关掉餐厅租了更大的店面卖服装。三女张峥嵘站柜台，张俊和张文（当时在汉剧团上班）进货，张刚协助，张永明负责照顾大家的生活，送饭送货。家和万事兴，按马兆兰的说法，“运气加上勤奋，积累了一定财富”。

　　1992年年初，国家政策允许文体部门对外创收，张文、张俊和母亲商量，挂靠老二张文的单位汉剧团办企业。“把家里四万元积蓄和一万多元物品投进去，张俊也赊了一些货，借了些钱投入”，马兆兰说。此外，一位叫谢成乾的合伙人，也投了17000元。

　　挂靠汉剧团的安康汉剧团娱乐中心商场开业时，马兆兰还担心商场生意不好，家人得有条退路，就没将服装店关门，直到商场生意火了，才让女儿张峥嵘关了服装店。后谢成乾准备单干拿了十万元退出。

　　1996年后，商场脱离汉剧团，成立了安康的第一家家电商场——安康地区娱乐中心商场（以下简称中心商场）。至此，中心商场成了张家的家族企业。

　　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精明强干的马兆兰一直都是“掌舵人”，负责财务及商场一切事宜，张俊负责对外和经营，张文和张刚管进货、销售，张峥嵘负责出纳，张永明则负责后勤保障。中心商场年销售额很快接近千万元，成为了安康名副其实的“家电巨头”。

因股权之争，家庭已没有之前那么和睦，站在“永兆大厦”前，张永明感慨万千

　　不为人知的“文革”往事

张家人的团结和兴旺，让很多人羡慕。只是人们并不了解，这是一个因苦难而重新组织的家庭。

　　马兆兰是安康本地人，早年父母双亡，爷爷、奶奶去世后，就被过继给二叔。那时二叔还在云南，从初中到高中，马兆兰一直在学校生活。

　　1962年，马兆兰在安康石梯小学教书，她的第一任丈夫张洪斌那时还在西安念书，虽然马兆兰每月只有28.5元的工资，但还是省吃俭用，给张寄10元生活费。两人结婚后，1964年大儿张俊出生。这期间，马兆兰从石梯小学调到城内粮管所干临时工，因工作原因无法带孩子，便将他暂交公公代为照看。

　　1967年1月，全国掀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各地一片大乱，也给这个还算美满的小家庭带了来灾难。

　　其时，安康各造反派已经形成工、农、商、学、文、卫等跨行业的两大派。“红三司”（安康专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六总司”（六大“造反司令部”和“安运司”的联合体），为争夺“真正造反派”头衔严重对立。

　　当年8月，安康武斗骤然升级，双方甚至抢夺军械库，真枪实弹开打，城内大街小巷枪炮声不断。史载“在武斗过程中，两派动用迫击炮、机关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以及自制的装甲车和飞行炸药包”。

　　这时老二张文刚刚出生，奶水不足的马兆兰只得冒着枪弹，到处设法弄炼乳喂孩子。

　　张文出生才19天，张洪斌在给武斗前线送饭时，被流弹打死。噩耗传来，年仅25岁的马兆兰感觉天都要塌了。幸亏安运司的一个群众组织将他们母子从新城，转移到了城内较安全的五星旅社，暂时安顿下来。

　　1968年4月4日，安康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再次开始。“红三司”把“六总司”围困在安康老城内，已经攻到金州路以西，并占领了城内制高点——工人俱乐部。从早到晚枪声不断，城里人听到枪响，都拼命地从城西往城东跑。

　　26岁的张永明是安运司职工，也从五星街向东逃生。路过五星旅社，想到前阵子转移到此的马兆兰母子不知离开了没有。跑去一看，发现旅社的人全跑光了，马兆兰带着吃奶的孩子正发愁。逃命要紧，张永明跑到街上捡了一个卖菜人的竹筐，一头装着张文，一头挑些杂物，冒着枪林弹雨，将其送到了马在东关的二婆家。

　　随后的一个月武斗仍在继续，城内与城外粮食通讯全部中断，到了1968年5月，“六总司”连东关的一小片地方也守不住了，张永明只好又把张文挑到了安康招待所后院的草坪上，露宿避难。

　　1968年6月，安康武斗最终在中央的干涉和军队强行制止下，才逐渐平息。

　　一场磨难，张永明和马兆兰产生了感情，安葬了张洪斌之后，两人结婚。婚后，三女张峥嵘和四子张刚先后出生，一个经历过动乱的崭新的家庭，在1970年形成了。“那时候，张永明每月工资34.5元，我的工资每月27元，家里6口人，还有双方老人，生活实在是难。”马兆兰说，在最危险的时候，是张永明保护了我们，没有张永明也就没有我们现在。

　　马兆兰让出董事长

　　时间很快到了2000年，这一年张家的原始积累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很快要再上一个台阶。

　　为了积累资金，马兆兰近十年间从未给大家分过红，家里人全都在商场领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工资。到2000年时，全家人创造的原始积累已达四百多万元。这时，马兆兰看上城内雷神殿东南角的一片地，就买了下来。并向银行贷款600万元，开始筹建永兆大厦。

　　和当地很多家庭一样，张家马兆兰“拿事儿”，性格内敛、任劳任怨的张永明，更多扮演的是“老黄牛”角色。

　　“老伴（指张永明）话不多，忠厚老实，家里的钱都是我管；做生意他主要负责后勤，没有他，就没有永兆公司的今天。”马兆兰对记者说。老太太今年70岁，齐耳短发虽已有些花白，但思维依然敏捷。

　　中心商场的生意依然很好，马兆兰任企业法人代表和董事长。2003年底，永兆大厦落成，当年12月，安康地区娱乐中心商场更名为永兆公司。

　　2009年下半年一天，张永明忽然发现老伴闷闷不乐，从外面一回来，就钻到被子里哭，便问出了什么事。马兆兰说，公司不给报医药费了。张永明纳闷，你不是当着董事长吗，怎么会在自己的公司里报不了医药费？

　　马兆兰这才说，自己6年前就已经不是董事长了，2003年12月中心商场更名为永兆公司时，为了避免将来子女在继承遗产时交“高昂的遗产税”，就将夫妻共同拥有的66.66%的股权，拱手让与四个儿女。最终大儿张俊45%、二儿张文25%，三女张峥嵘9%，四儿张刚15%。

　　听人说51%可以控股，出于最后一点点慎重，马兆兰保留了6%的股权。公司设立后，老大张俊当了董事长。而这些，张永明却毫不知情。

　　让出董事长位子，马兆兰得到的承诺是：一切药费、生活花销都可在公司报销，但报了两年；2006年就变成每年两万元的定额报销；到了2009年，连药费也不给报了。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马兆兰一直没给老伴说过，现在连药费也报不成了，她觉得瞒不下去了。

　　得知情况，张永明精神上有些承受不了。因为出于信任，几十年来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了马兆兰掌握，没想到妻子这么大的事竟不跟他说一声。而面对同甘共苦41年的丈夫的诘责，已经无能为力的马兆兰充满了懊悔和内疚。

“老伴告了我，我不怪他”

内心纠结的张永明去找儿女们沟通，但沟通了两年，也没有任何回音，甚至二老由谁来养老送终也成了问题。从2009年起，连续三个春节，老大、老二都不回来了。在此期间，马兆兰卧病，一天，三女拿回了大哥给“报销”的一万元药费，得知女儿说这笔钱是张俊“用自己的钱给报的”，气得马兆兰一把将钱扔在还开着的电炉子上。

　　这个曾“甜如蜜糖”的大家庭，除了争吵和伤害，当年那份和美早已烟消云散，一去不返。

　　2011年1月，万般无奈之下，张永明甚至写了封《致全家的一封公开信》，发给家里12位亲人。张永明哀叹“回想过去如做梦一般”。在信中，这个七旬老者历数家庭所经历的磨难，和当年“砸石炭、烧废油、理发、钉鞋、下河挑水”，以及“这个家从没有正式分家”的现状。对孩子们对老人的安排表示不满，对“2003年12月以后已经名存实亡，只是都碍面子，没有说出口”表示痛心，认为股份分配应该公开公正、协商解决。但仍没有结果。

　　2011年7月5日，张永明以妻子马兆兰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绝大部分股权无偿让与了其他四被告”，将马兆兰及4个儿女一举起诉到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他与马兆兰共同拥有原安康市娱乐中心商场66.66%的股权及永兆公司的66.66%的股权，同时要求法院确认妻子在2003年对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无效。

　　马兆兰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亲手写的《一位母亲的告白》。这位母亲写道：“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母亲始终是一条超载的船，任凭风吹浪打，历经千辛万苦也心甘情愿”，但70岁的她现在“已经被遗弃，甚至被诽谤”，从而“母子不认，兄弟姐妹离散，亲戚疏远”。

　　她还提到对当年因生活艰难几个孩子没法照顾，被迫委托亲戚照看的愧疚，因为是双职工，大儿张俊交由其祖父代养，二儿张文、三女张峥嵘、四子张刚送到姨家、舅家抚养，两口子出学费生活费，后陆续都回到了二人身边。

　　由于老大张俊的户口随祖父变成了农业户口，为顺利招工，两口子托关系把户口给迁进城里，后设法招工进了粮管所。张俊爱好电器修理，张永明还“摆酒”给请了师傅教技术。

　　老二张文喜欢戏曲，张永明就联系汉剧团、秦剧团，最终，张文凭着诗朗诵进了汉剧团。

　　“如果不是因为老大勤奋、有头脑、对我们的生活有承诺，我也不会把股权全让出去，更不会不当董事长，谁知道会闹成这个结果。”马兆兰说。

　　对张永明的起诉，她不怪他：“企业原本就是一家人的，现在老伴起诉了，但错还在我，是我不懂法，给他造成了伤害”。

　　弟弟妹妹先后离开公司

　　一家人的幸福感随股权变化日趋淡薄。张俊成为永兆公司董事长后，张文、张峥嵘以及张刚，都先后离开公司。

　　张文在解释“离开”的原因时说：“公司需要按制度运作，我离开是为让老大更好地管理企业。”

　　而三女张峥嵘对“离开”则充满委屈，她说，2004年生完孩子去公司上班，发现大哥对自己不那么好了，还让她回家看孩子，因为没事做，才离开了。

　　老四张刚则一直干到了2009年才离开。离开是因为“自己虽是总经理，却没有总经理的权力”。那年夏天他进了一批空调，因天气原因卖得不好，结果大哥就责备他，可他认为空调进价低，即便暂时销售不好，也没关系。果然，在他因此离开商场的第二年，空调便销售一空，给公司赚了不少钱。

　　“大哥聪明、勤奋，就是后来有点变了。”张刚说，永兆公司是原中心商场的延续，虽然企业设立时将注册资本增加到1056万元，但家里每个股东都没出一分钱，所有的钱实际都是中心商场积累下的钱，以实物出资。

　　安康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心商场的“注册资金验证报告”、安康地区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关于同意接收娱乐中心商场的批复”以及永兆公司工商“设立登记”等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这几份文件显示：永兆公司的五位股东，无论占有股权比例多少，均标明为“实物”出资。而中心商场注销和永兆公司设立，只是“一注一开”，增资后变更名称而已。

　　对1056万元的注册资本，马兆兰解释，除在建永兆大厦的600万元（公司设立后又追加了600万元贷款）外，都是原中心商场的积累，家里的所有股东，都没有实际出资。

　　张刚说，即便是股权，注册登记是一回事，分红又是一回事。比如自己股权是15%。但分红比股权比例要多。

　　老二张文对此的解释是，之所以弟妹拿的分红比实际股权要多，那只是大哥照顾亲情，将自己的股份红利分了一些出来给弟妹们的结果。

　　第二代中唯一的女性张峥嵘还是怀念当年一家人打拼时的日子。

　　“那段时间，全家扑在生意上，好得感觉像一个人一样。”张峥嵘回忆，在服装店那会儿，她经常和两个哥哥去武汉、重庆进货，哥哥们也非常关爱自己。

　　在中心商场期间，妈妈管事，爸爸送货、送饭，哥哥们管销售、进货，里里外外都是一家人，感觉非常甜蜜。

　　“永兆”能否承受“内部一击”

　　对继父张永明索要66.66%股权，仍在香港出差的张俊认为与事实不符，因为自己“3岁半时被母亲遗弃了”，是自己和张文，联合一些投资人筹资十余万元创建的中心商场，后其他投资人退出，自己和张文共同经营。

　　张俊说，当时为“对外提高信用度”，才在“汉剧团娱乐中心商场”变更为“安康地区娱乐中心商场”时，将“注册资金5万元提高到了30万元”。而变更注册主要是法定代表人的挂名变更，母亲马兆兰并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因此。继父张永明说与马兆兰以夫妻共同财产20万元出资，不是事实。

　　就永兆公司的股权现状，张俊称是“母亲多次在自己和张文面前哭诉，说自己身体不好，为了家庭和睦，为手足亲情，让给同母异父的弟妹张峥嵘、张刚分点股份”，所以才分别赠与马兆兰6%、张峥嵘9%，张刚15%。

　　对张俊的这种说法，即便是一同被列为被告的张峥嵘和张刚，也表示不能认同。

　　马兆兰说：“当时之所以要分股权，还是张俊跟我说，以后子女继承要交很高遗产税，并且承诺生活上一切费用花多少、报多少，对这样的好儿子，我有啥不放心的？”只是后来她才知道，开征遗产税仍在争议，实行尚远。“张俊怎么能说，当年让出股权是我‘哭诉’才分下去的呢？”

　　就张家的纠葛，当年汉剧团娱乐中心商场合伙人谢成乾说，张家原来是很和睦的，但闹到这种地步，作为昔日的合伙人，也不便再去说什么了。

　　而张家最重要的一位亲戚李友明说，张家原本是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出了问题后，双方也都做出过一些努力，可没有成功。“现在，他们都起诉了，我们做亲戚的，也实在没什么话好讲了。”

　　“对四个孩子，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跟老大也一直很好，现在变成这样，他们完全是被利益左右了。”已患上糖尿病的张永明说。

　　今年5月11日——张永明快过生日的前一晚，经亲戚联系，儿女们才回来。连久未回家的张俊也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了，马兆兰高兴地开了门，老大和老二还给二老送了两万元和两盆花，但很快就话不投机。

　　如今，永兆公司的经营并没有因为内部“股权之争”受到大的影响，但从长远看，一个家族企业的良性发展，除需要科学管理手段，更需一个“和”字来凝聚力量，否则，以往烜赫一时、如今却已倒下的众多家族企业可能就是“前车”。

　　本报记者 潘京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