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关中农民大都睡土炕，上面铺席，下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因它全是由土墼、泥混合而成，乍一看，土气、笨拙，却经济、实惠、耐用、温暖、养生，成为农村老百姓日常生活起居的“热炕头”，也是那个年代一道亮丽的风景。

    插队那会儿，我居住知青点，两头木凳，一块床板，铺床褥子，就是一张床，春秋季节好说，冬季格外难熬，除了冷、还是冷。知青点是陕西八大怪之一“房子半边盖”，房檐下悬挂一尺长的冰溜子，长短不一，粗细有别，白天太阳升起，温度增高，冰溜子慢慢消融，水滴脖行（方言），啊！“渗凉、渗凉”，我需箭步跨跃；晚上房间不是四处漏气，而是八面透风。屋里的水瓮结了厚厚一层冰。床紧靠窗户，玻璃早被顽皮的孩童打破，我是用图钉将塑料地膜粘上去的，风刮得窗户塑膜一张一弛，伴有音乐的节拍，难以入眠。睡前，不敢喝水，生怕半夜方便遭罪。我双层棉被加身，钻被窝时，颤抖着身躯一点点向里伸，并呲牙咧嘴发出“唏嘘、唏嘘”难以忍受的惨叫。每到这时，我想要是队上的社员多好，这会儿恐怕睡的是热炕。偶尔，遇到人家走亲串门，为守护家园，同龄人也会喊我过去做伴，凡遇此事，我忒高兴，觉得这一宿有热炕睡了，幸福至极，溢于言表。一进农家，房间占据最大面积的就是那一盘巨大的土炕，立马感觉周身热乎乎的。人本自然之子，土炕是大地的一部分。人睡在土炕上，身心皆会与地气相通，真的，那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完美放松。

在农村，土炕对农家生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干活累了回到家，往炕上倚着被子卷一躺，一会功夫身子骨就轻松许多。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摆一矮方桌，欢欢乐乐地吃饭，感到的是一种闲适，吃完了饭再围坐炕头上拉家常，又感到的是一种亲情。土炕有时充当日常手工活的大用场，搓玉米、做针线活大多在炕上完成。土炕还是孩子们的乐园，炕上赤脚，蹦蹦跳跳，累了顺势一躺，不一会进入甜美的梦乡。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生娃，一般也在土炕上喂养。难怪人们如此赞美：“一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邻里乡亲来了，都会顺口：“上炕坐坐吧!”,就显得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倘若在炕下拿个凳子，让客人坐坐，就显得生分讨嫌，这在当时也许是一种风俗习惯。

土炕还是庄户人家包治疾病的“理疗台”。因土炕很硬，没有弹性，往上一躺，腰板很直，许多人都愿意在炕上睡，为得是身板直、腰板硬；天一冷，上了年纪的人就乐意把炕烧得热热的，睡个热乎觉；有个头痛脑热的人则喜欢往热炕上一躺，蒙头大睡，出身热汗，霎时，减轻许多；平时，有个腰痛腿寒，都愿上炕热敷，感觉活泛、舒坦，腰腿自然不怎么痛了。一位盘了多年土炕的老农告诉我，土炕还能产生有机肥。烧炕多用秸秆、玉米芯什么的，炕洞里早被烟火熏得黑乎乎，打了炕后，用水泼匀、粉碎，运到田地，是农作物上好的肥料，那时候，买不起化肥的农民，就是借助“打炕”，积累土粪，滋润庄稼，收获喜悦。  

也许当今农村土炕渐渐远去，已被做工考究、雍容华贵的新床而取代。的确，文明、富裕许多。我以为：当城市生活成为发展趋势，现代文明成为时尚，许多乡下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潜移默化演变为城里人时，切记土炕曾燃烧艰难的岁月，不声不响，实实在在，土里土气，贴心贴背，充盈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温馨和温暖……

远去的钟声

   “屋檐悬挂钟，队长拽绳绳；用力抖几下，发出‘当当’声”。这是当年出工时，生产队长敲钟的真实写照……

穷乡僻壤的社员，一天三晌，下地劳作都要听从钟召唤，钟是睡梦中的闹铃，也是出征的号角。起初，每天听到好奇新鲜，总觉寂寞乡村除了公鸡打鸣、绵羊“咩咩”和狗儿“汪汪”声外，那是最嘹亮、最美妙的音响。

我所在的村子，中间有条笔直的街道，贯通七个生产队，村中唯一的供销合作社（杂货铺）就坐落在村中央，说是杂货铺，我看仅是油盐酱醋等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想讨个欢心商品，多半要到几十里外的城里采购，物资短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是当年窘境。不过，这里可是村上的“经济中心”，社员大都光顾，我小队的吊钟就在店铺西边的房檐下，铁玩意儿，类似风铃，古朴雅致，相传几代。

“钟声一响，苦力一晌”。日久天长，每当钟声响起，我就颇感烦闷后怕，如同磨房的嗡嗡声，单调、枯燥，令人乏味。无论你再有怨言和想法，也别无选择。

常言道，不历苦难不得真经。不管听过千遍万遍，有时，百无聊赖总能从中听出一番新意。

我遇的首任李队长，人到中年，精干麻利，派工活泛，井然有序，每次上工，他总走在前头，身先士卒，任劳任怨。长期观察，我发现他敲钟时，“当当”声抑扬顿挫，袅袅余音，极富音乐的节拍和美感，田间劳作时，有人向他提议：“队长该歇息咧”，他会当即发话：“大家原地休息”；给我的印象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有一年李队长不干咧，换成了杨队长，瞧，那身段跟《水浒传》里“鲁智深”似的，腰粗膀圆，风风火火，他敲钟“当当”声，一声接一声，中间不喘气，略加思虑，显然是个急性子、火脾气。安排活路，指东是东，指西是西，说一不二，不容争辩；田里干活时，有人向他提议：“队长该歇息咧”，他会当即发怒：“歇啥哩？干活！”一副威武不屈的架势。

还有一年开春，因队长撂挑子，一位自告奋勇的“二队长”敲响了钟声，“当当”声时隐时现，磕磕绊绊，侧耳细听，便知生手。原来他腿有残疾，常年在饲养室，干垫圈、起圈的活，为队上积攒土粪。春耕时节，各队都在组织劳力，把土粪及时清运田里春播，若有闪失，将会造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缺憾。的确，好人好心，大伙信服，见他敲钟晃晃悠悠的样子，有人寻开心、撂匝话：“二队长，你敲的是晃钟。”他一笑而过，大家其乐融融。

有一次，收工吃罢饭，我刚躺下，耳畔就传来“当当”的钟声，心想离出工尚早？我忙出屋，伫立路上，朝钟的方向望去，老远就听见叫骂声；“把他家的，你个‘碎猴’，钟敢乱敲。”噢！原来是不懂事的顽童，随心所欲敲响了房檐下吊钟。

钟声是单调的，且又极具内涵。它有时振聋发聩，使人猛醒；有时慢声细语，启迪思考。

钟声是有灵性的，它“乐人之所乐，哀人之所哀”。

钟声蕴含着贫瘠乡村动人的故事。它每一次敲响都有不同的戏剧人生；同一次钟声，不同的人听来皆有不同的诠释。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身居繁华都市，行人的嬉笑声、车辆的轰鸣声、手机的彩铃声，还有那悠扬的音乐声，汇成一首新时代的交响乐。不知咋的？倏忽间，我眷恋乡村逝去的钟声，它超越语言，充满诗意，黄钟大吕，不说废话，是农家追求幸福梦的畅想，是一曲劳动美的颂歌。

哦！难以忘却远去的钟声…… 

    饲养室的故事

   “饲养室”这一名词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年青的一代几乎闻所未闻，更不谙“饲养室的故事”。

在农业生产队的岁月里，"饲养室"乃生产队的“要害”部位之一，因农耕时代男人是力量，牲口是财富。这里集中饲养着生产队所有牲口。可谓，农业生产的加油站、动力源，关乎全队的生产效益和经济命脉。

当年，全村各小队均有饲养室。我们队的饲养室，离知青点不远，拐弯即到，在一个土壕里，自然形成一个院落，通往邻村的一条小路紧挨饲养室，在我的记忆里，固定一位杨姓饲养员，那可不简单，绝对经验丰富。特别饲养员与牲口之间亲如“伙伴”，形影不离，骡马牛驴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心中有数，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雪花飘舞的冬季。我常去的地方，便是饲养室，那里暖和，又能闲聊，使我对饲养室，有了颇为全面的熟知。臂如：铡草、喂养、垫土、起圈（清理牲口的粪便）等一整套的工序和要求，尤其是保障牲口有一个干燥、舒适的生活环境，饲养员要一年四季昼夜住在饲养室，确保按时喂养和安全，争取每头牲口皆有一个健壮的体格，或每年新添几头“牛娃”、“马犊”作为新生力量，或用来增加生产队的经济收入。
    饲养室是小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凡队上组织大家政治学习或全体社员会，大多在此举行，一是地方宽敞；二是遮风挡雨；提前到场之人，不甘寂寞，也会情不自禁唱段秦腔，惹得大家欢声笑语；有时，队长点名由我为大家读报，那场面至今回味都好笑，我站在室内过道中间，左边是一排骡马槽，右边是一排黄牛槽，而听讲的男女社员，或蹲或站或躺在草料上，那杂乱无序、随心所欲的场景，刻骨铭心；更有趣的是，当我扯着嗓音高声读报时，骡马的“喘息”声，黄牛的“哞哞”声，叫驴长长的“啊呃”声，混声一片，此起彼伏。心想，这哪儿是在读报，分明是听牲口嚎叫。

在那贫穷的村落，饲养室的牲口，多被社员视为掌上明珠，金贵的很。缘由简单，马、骡是站牲口，吃着麦秸拌麸子，生活上等。生产队的唯一一挂大车，骡驾辕，马拉梢，运粪拉活，赶集上店，红娶白丧，皆是马、骡同伴相携，给大伙儿出尽了力。几头黄牛更是任劳任怨，犁地、拉耙、碾场等苦力活，非牛莫属。

每年入冬后，隔一段时间，队长就会安排一些劳力，清理饲养室的牲口粪便，把它推到指定地点，我们称之为“粪堆”，整整一个冬季，不再动它。等到来年，春耕之前，那堆积如山的粪土，经多日发酵，一挖开就能看到热气升腾，牲口的粪便没了原本的草腥和臭味，用社员的话说“‘生粪’已成‘熟粪’”。农家肥的价值和效应则成倍增加。所以每年开春，生产队都会安排一些劳力敲碎粪块，打成粪土，然后再组织人力拉运到田地，滋润春播。

如今包产到户，大集体时的饲养室，早已不复存在。曾经饲养室里人欢马叫，还有那委婉动听的故事，仍脑际闪现，温润心田……

嘿！黄毛

   “插队那会儿，你最怕啥？”倘若有人问及此话，我会脱口而出：“狗”。

刚下乡，一天三晌下地劳作，少不了使用锨、撅、锄等农具，我们知青出工大多要从邻家借用，瞧，队长肩扛一把锄，我就跑到邻家借，一进头门刚喊：“借把锄。”话音未落，冷不丁窜出一条大黄狗，我还没还过神，狗就叼住了我的裤管，主人厉声断喝：“黄毛！”狗儿仰头看看主家，似乎明白了什么，立马松了口，我的神呀，吓得我呆若木鸡，浑身颤抖，多亏主家发现及时，要不然准会殃及腿。

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多半养狗，主要是看家护院。田间地头，难怪社员闲谝时，交流什么狼狗、笨狗、牧羊犬等养狗之道，我在一旁，毫无兴致，跟听天书一样。通过这件事，我见狗就恐惧，大门一卧，不敢近前；主人和狗在一起，我也会若即若离。要是再进谁家门，事先我必打听：“家里有狗吗？”，以防突然袭击。一次，大伙儿闲聊，有个社员告诉我，他家养的是笨狗，你不惹它，乖的很，顶多生人吼两声。旁边社员插道：“嗯，蔫驴踢死人。笨狗才咥愣活哩！”我一头雾水，队长开了腔：“别唬年轻人咧！”他一本正经对我说，狗是忠臣，也是朋友。今后，无论到谁家，不管是啥狗，脚步放缓，心态平和，不要惊慌，大大咧咧；由生混熟有个过程。言之有理，到底是队长。

打那以后，我学着与狗打交道。“黄毛”不是挺凶嘛，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时常到哪家串门，有意接近“黄毛”。有人还给我递方子，与狗交往，最好带点好吃的。那年月能有啥好吃的，大多是“锅沓沓”（方言：指包谷面蒸的发糕）或细杂粮混拌蒸的泛黄馍，锅盔、白馍一般待客才会有，前思后想，人吃啥，咱拿啥，目的是与狗套近乎。嗨！此招挺灵验，当“黄毛”怒目圆睁，呲牙咧嘴，冲我张牙舞爪时，赶紧扔出一块馍，“噌”叼到嘴里，大口吃了起来，似乎知道你对它好，次数多了，自然少了敌意，多了温情。看它贪吃美食的模样，我发现，“黄毛”金黄的长毛，油光发亮，肚下的毛发白，尾巴黄中透白。家境贫寒，狗也栖惶。靠墙角的麦秸垛洞，就是“窝”，一空盆便是“碗”。当听到主家呼唤“黄毛”时，它处的位置再远，也会快速跑到主家面前摇头摆尾，一副憨态可掬的乖巧，若看到给它盆里倒残羹剩饭，不管瞎好，可着劲猛咥。

与“黄毛”接触久咧，还真成了“朋友”。我喊声“嘿！黄毛”它会厮跟，两眼不再发怒，而是紧盯我的裤兜，估摸又该给吃的；闲来无事，我也会带它遛一圈，心想：别人“狗仗人势”，咱是“人仗狗势”；到后来，我用力甩出一只黄球鞋，它竟飞快地把鞋给你叼到脚下，那种从未有过的自豪和快乐，油然而生。

当年，我还见过“狗撵兔”的火爆场面，那是关中农村的传统风俗，也是农民难得的自娱自乐。农闲时节，有些喜欢“狗撵兔”的社员，不分老幼，不约而同，各自带上自家的“细狗”，一起去撵野兔，“战利品”或贴补家用，或改善伙食。　　　

“细狗”俗称细猎狗，它头小，脸尖，身体和四肢修长。正因这些特点，动作敏捷，善于奔跑，速度极快，可谓，野兔的天敌。

冬季田野，麦苗绿茵，犹如绿毡。田埂上，那些耐寒的花儿，迎风怒放。紫色的野菊花，淡黄的旋覆花，令人惊艳。冬季是最好的撵兔季节。田野里的麦苗是美食，最吸引野兔，它们在地里啃麦苗，晒暖阳，很容易暴露自己。因此，人们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有的手里拿着木棍，一边吆喝，一边挥舞，在旷野里撒开一张“天罗地网”，尘土飞扬，来回奔跑，发现野兔，在劫难逃。

如今，每当媒体披露有人节衣缩食，爱心一片收养流浪狗，总会引发种种非议，不知咋的？当年庄户人家与狗亲密无间、和谐相处的欢乐场景，不时浮现眼前，脑际萦回。狗是生灵，颇通人性，可贵之处，履行职责，绝对忠诚，不管富裕，还是贫穷！

那年，拉大耙

   麦收时节，队长安排我们知青到收割完的麦田拉大耙，这对我刚插队的知青来说，十分新鲜。

队长告诉我们，“大耙”是一种比普通搂草耙子大几倍的铁耙子，装一长杆，拴一套绳，用时，在刚收过的麦地间，肩上套绳，腋下操杆，弯腰弓背，闷头儿前行，直奔地面有麦草的地方来回转悠。拉大耙是爷们干的事，是个力气活儿。

我第一眼看到它，好家伙，尺寸比“猪八戒”抡的大耙还要大，条钢制成，钩儿锋利，掂在手中沉甸甸，足有20多斤重，需保持间距，扛在肩头才能行走。

烈日当头，我们全副武装，上着汗衫，下穿长裤，脖搭毛巾，脚蹬球鞋，肩扛大耙，走向田野。嗬！地里飘浮一层散落的麦秸，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啊！霎时，我才明白拉大耙的意义。可谓：“颗粒归仓”。

拉大耙要在半尺高的麦茬地来回奔走，你在田垄直行，他在麦地转圈，身后发出“刷刷”声响，很快麦秸就集聚成团，厚墩墩地攀附在大耙上。此时，用随身携带的木棍儿敲打大耙，麦草就会自然脱落，不大工夫麦田就会呈现坟茔似的山包。有意思的是，大耙面前，人再有骨气，也得弯腰屈膝，如同岸边纤夫一样，喘着大气，冒着大汗，在漫无边际的田地拼命地奔走。走得快，搂麦草就快，走得慢，上麦草就慢。这活儿，再强壮的男人也得耐住性子，掌控行走的速度和节奏 。用力过重，耙刺会扎进地里，特别吃力难行，毕竟拉大耙，不是犁地；用力过轻，大耙在麦茬的支撑下，东倒西歪，上窜下跳，弄不好会猛然弹起，刺伤脚后跟。因此，稳住拉杆、用力适度颇为关键。一晌下来，我的双腿被麦茬划出道道伤痕，隐隐作痛；后来，我干脆用细绳扎紧裤口，立马凑效。

一天晌午，在地里跑得正欢，我不小心被大耙刺中了脚后跟，鲜血直流，疼痛难忍，旁边的同伴赶紧给我包扎，正在这节骨眼，一位社员忽喊我的名字，说母亲来队上看我了，在知青院等候。那时，我们知青年龄虽小，大都懂事，即便在农村吃苦受累，回家见了父母，也总拣好的说，以免父母担心。偏不偏这个时候母亲来看我，真是“无巧不成书”。见到母亲，她看我一瘸一拐的样子，吃惊地问：“腿咋啦？”，我深谙瞒不住，傻傻一笑，还是谎称：“不要紧，麦茬扎破了脚”。母亲劝我跟她一块回城，我硬是没答应。在我的记忆里，插队四年零四个月，母亲来队，仅这一回，巧遇此事。至今回味，黯然神伤……

多年后，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位老知青写的小诗《拉大耙》，不妨照录于后：这是一个陈旧的名词/承载着农民的苦辣酸甜/我闭上自己双眼/搜寻那并不遥远的画面/那是三夏大忙/大地蒸笼一般/一个个拉耙的身影/在田野上往复循环/身后那硕大的铁耙/几乎把地皮犁翻/看那齐茬的麦田/还有散落的麦杆/不知过了多久/麦草终于把大耙挂满/只见那热气腾腾的身影/艰难地挺起腰杆/回头瞅一眼/再抹一把汗/看不出啊/是欣慰还是心酸/村里渐渐升起炊烟/扛着大耙直往家赶……

真的，这首草根诗篇，真情实感，实乃那年我拉大耙的真实写照……